其他几个“官方庙宇”的结局,也与新围天后宫相仿。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考试后,文昌庙当年就改建为进行新式教育的养正学堂,民国初年养正学堂改名为切正小学,1916年又在庙址改办翠英高等学校,1931年成为区立第二高等学校。现在此地为樟林中学的一部分。宣统元年以后,风伯庙一直是学校所在地。是年在此地建立广智高等小学,1931年改称为区立第一高等小学,1946年在此地建立了苏北初级中学,直至90年代初,风伯庙旧址仍为苏北中学所在地72。关帝庙至宣统年间仍然存在,宣统元年出版的《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中,樟林城寨内仍有关帝庙73。辛亥革命后,关帝庙和右营守备、樟林母汛营房都成为民居,50年代在关帝庙旧址建立了樟林诊所。可见,清末民初的重大社会变动,使这些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近20年由火帝庙——各社社庙——各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这个庙宇系统得以重建和恢复活动,连建于路边的极不起眼的猴爷、臼妈之类等蕞尔小庙都有人出面重建,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重建关帝庙、文昌庙和风伯庙的建议。
这些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从一开始就具有“外来”的性质。尽管关帝、文昌帝君、风伯神和天后都是列入王朝祀典的神明,不管地方官员和客商船户在这些庙宇的建筑、祭祀仪式和庙产管理上花费了多大心血,这些庙宇实际并未完成“本地化”和“民间化”的过程,庙宇与社区的日常生活始终有较大距离。当地百姓事实上很少对这些比火帝庙和社庙更有“正统性”的庙宇产生“有份”的感觉。官员和客商一旦离开。庙宇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火帝庙的命运。火帝庙直至40年代末仍然保持其作为全乡主庙的地位,香火很盛。我们访问过的老人,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三、四十年代火帝巡游的盛况。50年代初,民间宗教活动被全面禁止,大跃进时火帝庙也因扩建马路被拆除。由于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八街商人已不复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在行政区划上。原“八街”被并入西社之中,成为今日的河美管理区。实际上,原来支持火帝庙的主要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火帝庙已经有100多年的作为樟林主庙的历史传统。樟林全乡人都认为自己“有份”。结果80年代政治环境稍微宽松,火帝庙就马上在原址附近的马路中央得以重建,一年一度的坐厂游神活动又恢复了。为游火帝事,地方政府与当地百姓屡有矛盾发生,但屡禁不止,游神规模越来越大。与前不同的是,重建的火帝庙已不再是商人的庙宇,火帝巡游的费用也转由原“六社”地域内的有钱有势者承担,火帝、夫人、太子和杨天德牌位“坐厂”的地点也由这些势力所控制,不再局限于“八街”的范围。例如1992年火帝巡游时,原来无权设“厂”的塘西社因有几个致富者出了大钱,竟然设了三个“厂”,而原来“八街”范围内,仅在中山路(原来的长发街)一地,由一帮有势力的人设了一“厂”。实际上,近年来“恢复”的火帝巡游,已经由原来的“八街”商人控制社区的活动,变性为农业社区中暴发势力显示其政治、经济力量的仪式性行为。而他们之所以选择火帝巡游作为“合法地”表达力量的场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场合全乡都“有份”。
传统的政治力量消退以后,“官方庙宇”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观念在乡民的信仰意识中无关紧要。实际上华南乡村社庙的出现,正是明王朝在乡村地区推行里甲制度,在里甲中建立“社祭”制度变化的结果。李书吉特别在其编修的《澄海县志》中提到社庙与里社之祭的关系:
里社庙,邑无虑数百。盖废里社而祀于庙者也。社神居中,左五土,右保生,并设总督周公有德、巡抚王公来任(以其有展复功,民怀其德)。岁时合社会饮,水旱疠灾必祷.各乡皆同74。
明初国家推行的社祭制度后来变成一种文化传统,尽管露天的“社坛”变成有盖的社庙,但以“社”作为乡村的基本单位,围绕着“社”的祭祀中心“岁时合社会饮,水旱疠灾必祷”,制度上的承袭还是十分清楚的。社庙实际上还兼具明初里甲“厉坛”的部分功能。万历二十五年创乡不久的樟林开始分“社”,这时的“社”当然与明初划定的里甲的地域范围不相吻合,但“分社立庙”这一行为背后,仍然可以看到国家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的“正统性”的深刻影响。至于在社庙中祭祀总督巡抚、在火帝庙中摆放杨天德牌位、关于杨天德传说的存在、七圣夫人庙中悬挂的知县的牌匾等等,都在申说着“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正统”的存在。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利”层面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与乡民们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关于“国家”的理念,是分离的。对于日夜为生计操劳的百姓来说,“国家”是一种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又充满了遥远的、不可触摸的神秘感的神圣力量,常常是政治、社会与文化“正统”的主要来源。不管现实的政治环境如何,也不管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千差万别,这种理想化的“国家”的“原形”,始终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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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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