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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几代人的由乱到治的时间里，随着韩江入海口周围泥坪、滩涂的围垦开发，樟林人已经成为韩江三角洲北部地区大片田园的所有者和耕种者，乡民生计逐步由以渔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雍正九年朝廷应广东总督郝玉麟之请，裁复界后设于樟林城寨内的东陇河泊所，改设樟林巡检司23。这一转变，说明政府已正式承认樟林居民的身份从渔户或蛋户改变为一般民户。乾隆初年，樟林社区的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地域支配关系有关的各个庙宇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不同。这一转变，是在樟林逐步成为当时广东东部最重要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的背景下出现的。
由韩江的支流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航运通道。而樟林就正好位于北溪入海口，所谓“河海交汇之墟”24，具有成为重要贸易口岸的地理条件。清代海上贸易性质的转变，使樟林港的兴起有了可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四十二年规定“商贾船只许用双桅”25，使海上贸易成为合法的活动。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在澄海设5个税馆，樟林口为其中之一圆。
乾隆初年开始，清政府鼓励本国商人从海外船运米粮回国。当时整个韩江流域都是严重缺粮地区26，政府的鼓励对潮州商人从海外运米进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澄海人从暹罗船运大米回国而被议叙的记载。乾隆《澄海县志》载：“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27经由澄海从海外输入的米粮。对保证整个潮州府的粮食供应有重要意义，而樟林正是米粮进口的最主要口岸，是“商、渔船只停泊之处，米谷聚积之所”28。正是以大规模的米谷长途贸易为契机，樟林港从乾隆初年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嘉庆年间任澄海知县的尹佩绅指出，樟林已经是当时全县最重要的贸易口岸：
澄滨大海，民多业于海。樟林尤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也。30
由于港口的发展，樟林社区内部出现了许多商号和店铺，原来位于南社与东社之间的贸易场所（即所谓“内市”）不能满足贸易的需要，乾隆七年经官府批准，在村子西面的原护寨河沟的两边荒地，建设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据乾隆五十六年所立《樟林扩埠碑记》载：
乾隆七年，奉前县宪杨给示，招民户将樟林沟两傍沟乾荒地许民首建盖铺。东西两计共计建铺一百零二间．后接盖小木扳。下面河沟沟水疏通灌溉。每年输纳官租，迄今四十九载。历输无异。至郑允信等十二间，地租向无输官．历纳元天上帝、土地爷两庙香灯。31
这一举措导致樟林社区地域格局的重大变化。
首先，原在社区西面，与樟林隔河相望的塘西村，由于河沟两岸铺屋的兴建，与樟林连接了起来。在嘉靖《潮州府志》中，“塘西”是与樟林并列的苏湾都江北堡八村之一32，当时的“塘西”应该也是包括了若干散居的小村。万历二十五年，现在的塘西地方开始有人聚居33。此后100多年间，塘西一直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村”。直至乾隆七年，塘西和樟林之间仍然隔着一条深宽的河沟和一个大水塘。乾隆七年铺屋的兴建，特别是后来商业街区的迅速发展，不但使两条“村”在地理空间上的间隔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也逐渐导致了两村居民对一个统一的“樟林”的认同。尽管嘉庆十九年澄海知县李书吉重修《澄海县志》时，仍旧把“塘西”和“樟林”并列为两个独立的“村”34，但当地人已经逐渐把“塘西”视为“樟林乡”的一个“社”，原来塘西的主庙三山国王庙（塘西宫）也终于成为樟林乡的一个社庙。
其次，在原樟林乡的西北面，塘西乡的北面荒埔地上出现了一片新的居住区，后来成为樟林乡一个新的“社”——仙陇社。当地传说，此地原为一片沙丘，只有坟堆和一座破庙，乾隆八年以后开始有人居住35。此时距樟林开村已有187年，所以仙陇最开始时的名称叫“新陇”。仙陇的东面与原来的樟林乡有一条河沟相隔，南面与塘西隔着很宽的水塘，但是这些水面两边后来都变成了商业街区，仙陇也就与樟林连成了一片，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再次，以乾隆七年在河沟两旁兴建的店铺为核心，商业街区的范围继续扩大，与之相邻的南社、东社、塘西和仙陇等社也有部分街巷逐步被商铺所占据，最后在包括塘西和仙陇的新的社区中央，出现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和仙园等8个商业街区。光绪年间当地流行的《樟林游火帝歌》描述了“八街”兴盛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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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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