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启蒙运动中完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自由、文明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其优胜劣败的等级，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和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成为自由、进步、文明的‘正义’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中国形象也成为停滞、衰败、专制、封闭、愚昧、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也许，必须再次特别强调指出，在周宁之前或者之后，国内已有成千上万学者在讨论着“现代性”问题，据统计单相关讨论的文献就有近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200部［5］，个别学者甚至还写出了几卷本的大部头，甚至书名就有叫《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的等等，恕我直言：周宁除外，迄今我不能接触到对“现代性”有真正透彻了解的论者，更不用说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理解和深入把握的论者了。绝大部分见到的均是对西方这个大师如何论现代性那个大师如何介入现代性的论争之类，如果不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话，起码也会让人一头雾水，准确说始终就是见木不见林。再恕我直言，如果一定要说国内曾经还有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述得比较显豁的学人，当推刘小枫、周宪也许还有汪民安，但他们对审美现代性的了解和研究显然远胜于对社会现代性的了解和研究，终究无法让人们明白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结构和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究其根本，就是一直没有人能够意识到，现代性的过程实则是世界秩序原理的构成过程——离开了这一点，就完全可能不得要领，且不说南辕北辙，也常常是越扯越远。

周宁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理查•罗蒂说过，启蒙主义有一个政治理想，还有一个哲学理想。政治理想旨在创造一个自由、正义、平等、富裕的社会，而哲学理想则是规划一个以自然和理性为核心的世界观念秩序。启蒙思想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⑤（p419）对这个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周宁大多时候仍是从文本解读入手。在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曾德昭神父的《大中国志》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和柏应理神父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等著作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神父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中国历史超过了《圣经》纪年，至于火药和印刷术也比欧洲早发明了五百年以上。有关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的发现，有关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历史的发现，开始动摇基督教历史信念。“近代人文主义挑战基督教神学，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世俗历史。历史是关于人的现世生命的世俗知识，历史要求认识人的生命进程、意义与价值，而一旦证明历史是人创造的文明的过程，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基石，就被动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就是世俗历史的自我确证观念。历史意识构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础，理性批判祛除了人类生活的神旨，历史将在文明基础上构筑人类的新身份。”⑤（p430）因此，在文艺复兴时代普遍的崇古思潮下，历史悠久的中国是让人羡慕的，在启蒙运动时代，当历史悠久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但无论是“荣耀”还是“耻辱”，都直接跟西方现代性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并以中国的自然法则或风俗文明的历史，动摇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念，发现中国历史停滞并塑造中国历史停滞的他者形象，以确立西方现代进步的历史观念等等，说到底，均是出自他们内在社会变革要求的话语建构罢了。

因此，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实则也是构建世界秩序原理的过程。“从中国开始写他的世界史，说他们的祖先还围着兽皮在欧洲森林里追逐野兽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精美的诗歌印到纸上，并且发明了火药与罗盘”的伏尔泰不用说，在他用世界历史作为启蒙工具的时候，杜阁正根据启蒙理想设计法国的制度改革方案。政治家、哲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开始规划世界，周宁以为：“启蒙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哲学，世界的空间结构最终将统一到时间序列中，人在经验时间中经验空间，而体现着进步历程的历史，就成为人的存在方式。”⑤（p438）当培根大法官并不知道罗盘、印刷术和火药的真正发明者，而他却把这三项伟大的发明视作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文学、战争、航海三方面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时，当传教士的报道和启蒙哲学家的宣传让人们认识这三项伟大的发明者，人们早晚要意识到“他们发明了罗盘，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专制君主禁海，因为惧怕自己的人民就把自己的人民当成国家的囚徒；他们发明了火药，却用火药做装点太平的烟花，最终一再被野蛮的游牧部落征服；他们发明了印刷术，却将印刷术当作统治工具，不但没有促进自由思想，反而禁锢了思想。”孔多塞甚至说：“如果你想了解专制即使不乞灵于迷信与恐怖也能把人类的能力摧残成什么样子，只要看中国就行了。”⑤（p440）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等欧洲当时一流的学者和思想家均讨论中国停滞的原因，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见解也各异，但是只要是建构了“他者”必然确认的便是他们自身。比如孟德斯鸠以为“他们的教育不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而是教会人民如何不思考，只服从”，那么，就必然思考“教育应该教会人们思考”同时如何教会人民“不服从”。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它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劳动需求和人口生产的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出三种社会：进步的社会、衰退的社会和停滞的社会。毋庸讳言，周宁对现代性的揭示一下子就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经济、知识的三足鼎立共同推动着西方社会转型的立体状况，同时也揭示出了周宁自己所反复强调的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极其深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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