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宗教和法律的认可是一体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受这种一体化的社会形式的支配。在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由单纯的传统状态过渡到宗教状态，由宗教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或由法律状态过渡到自由品德状态”，宗教的形式也就发生了变化。④社会机制运行日益精细、严密，现代社会的人以追求自由、个性解放为原则，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于约束、整合性的东西包括宗教，在内心保持有一种深刻的反感和怨恨。因此，当宗教身上的绝对性和神圣性等超验性的“深层之物”被剥夺尽之后，剩下的形而上学也就只有知识价值而没有信仰价值了。

西美尔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彻底改造我们的内在态度，认识到宗教是一种人类天性，它发挥自己的宗教功能，就像肉体施展有机功能一样，认识到人类拥有宗教天性，就像艺术家拥有自己的敏感性和表现力一样。信仰主体和信仰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不过是后来分离出来的：

随着宗教的基本存在分裂为需求和满足，作为教徒本性的宗教虔诚于是便和宗教对象的客观性形成了对立。人格中无时不在的宗教存在进入到需求、憧憬、情欲的心理阶段时，便希望有某种现实性能充实它。此时此刻，一直被人们强调具有造神功能的灵魂活动，比如怕和难，爱和依赖，对尘世幸福的追求和永恒拯救的渴望等开始各就其位。

宗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天然生成的情感倾向，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信仰主体和客体的分化。而只有当人类的宗教天性彻底表现出需求和承诺的对立时，宗教才开始表现为对某种现实性的追求，去信仰一个相应的神。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提出宗教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问题，由主观的人直接面对并质疑神的客观现实性。而如果我们从根源上把宗教看做人类的天性，那么，宗教的真假问题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宗教是从人灵魂的要求和冲动中产生出来的，它跟科学认识———“经验事实以及知性范畴”———毫不相关。①

为此，西美尔区分了宗教和宗教性的概念。对西美尔来说，“宗教性”是一种生存品质，一种在世关系和感情所向，“宗教”是一些教堂、寺庙式的建制和教义；“宗教性”是活生生的宗教生命，“宗教”是死气沉沉的宗教机构。如果“宗教性”被“宗教”支配和垄断，时代的宗教生命就会枯竭。对于那些天性不具备或较少“宗教性”的人，宗教教义和机构是他们成为宗教人的唯一可能条件。“宗教性”在这种人身上的体现，不过是每个周末上教堂，从牧师那里接受教条，从而“宗教性”与生命分离了。②那些天性中具有“宗教性”的人置身于这宗教的活力之中，根本无需僵硬的宗教教义和机构；宗教对他们是生命的内在形式规定，是绝然我属的“生命本体”，而不是每个周末上教堂，从牧师那里接受教条一类的外在形式规定。天生的道德灵魂根本无需道德律令来规范自己，同样，天生缺乏宗教的灵魂才会去“信仰”宗教教义和机构。“谁内心没有上帝，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他。”③

西美尔提出，对现代人的精神不安来说，重要的是寻回作为生命的内在形式规定的“宗教性”。只有不再把宗教当作一种客观的实体或外在的东西，而是看成一种个体的“内在行为”，不再依赖宗教教义和外在的机构，而是致力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自决与实现，恢复宗教信仰的“本来面目”，才能解决宗教的现代性危机问题。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04期，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