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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江周二人如何“立”礼。1925年夏天，据称有鉴于人民“或竞尚新奇、或流于简亵，内损国信、外失观瞻，有意谋整齐画一之必要”，内务总长龚心湛拟在内部设立“礼制编撰委员会”编订民国新礼。江绍原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周作人，周作人却不以为然，不疾不徐地说：“因该会所编纂者全系‘赖脱’（Rite），而本部所管者则‘哀忒’（Art）也。该会编纂当然均系‘学者’，熟读三礼，此外临时参考一点《西洋礼节须知》，婚丧冠祭之礼即可编成，惟一纸空文，毫无实效，此之谓死礼，与‘死文字’相似，足下职守在制出‘活泼泼地’鸢飞鱼跃的气象之礼，与彼辈截不相同”［34］。在周作人看来，“礼”不简单是一套停留在文字上空虚无用的仪式，而是一种养成自制和整饬的“生活的艺术”，更接近于内心的道德。宋以后的礼逐渐堕落成禁欲主义的礼教、礼义，已不再能够担当“礼”，只有恢复宋之前存在的“本来的礼”才是复兴中国文明的关键。为什么要恢复宋以前“本来的礼”呢？这与周作人对当时中国文化基础的判断有关，周作人说到：“中国据说以礼教立国，是崇奉至圣先师的儒教国，然而实际上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Shamanistic比称道教的更确）。中国决不是无宗教国，虽然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35］“周作人引以为憾的是，在现实的中国，这种尊崇理性的儒教早已没有了，至少已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支配着国民的，已经是萨满教的（道教的）原始宗教（巫术）狂热。”［36］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周作人所说恢复一种新的自由与节制，与希腊文明合一，根本上是要恢复理性化倾向的儒学传统。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中周作人更进一步说：“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下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民国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着。”［37］他分析说在乡村，嗣续问题已经完全成为死后生活的问题，回到道教的精灵崇拜上去，是害怕死后受饿，与族姓血统这些大道理别无关系了。在乡村里有一种俗剧，名叫目连戏，其中一节叫《张蛮打爹》，讲的就是儿子打老子的事，可见民间道德的颓败，儒教纲常的崩坏了。
周作人和江绍原要立“礼”的思考，正是源于他们观察到民间道德的颓废。在《风化之柔脆》一文中，周作人注意到民国十四年四月上海一则新闻说，淞沪城一带的浴堂以有伤风纪为由，禁止十岁上下之女孩入内洗浴。周作人为此深深感叹道：“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之道德或确已堕落至于非禁止十岁左右女孩入浴室不能维持风纪矣，呜呼，岂不深可寒心乎哉！”［38］“立礼”的根本目的正是要重新建立社会的道德。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江周二人这套立“礼”的理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标榜“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狂澜中，已经失去其本来的合法性。作为直接积极参与到五四运动中的江周二人来说，他们本人也在自觉地对这一套“礼教”的东西进行抨击。于是，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才会出现“迷信”与“科学”、“新”与“旧”、“文明”与“野蛮”这样的分类，这种分类在《发须爪》中表现得很明显，江绍原的论述也是在这种对立双方的张力之中展开的。
江绍原非常敏锐地指出，“迷信”这个词是一个受西方影响的概念，他说到：“迷信这个概名，我国是从何时才有的呢？不管它是否为西方superstition之译语，近若干年来始从日本输入我国的，我们用之来称呼本国（和外国）的种种迷信言、行、念，则似乎直接或间接颇受西洋的影响。”［39］为了更明确这一西来概念的所指，江绍原专门给迷信下了定义：“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呼为迷信，其中有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普遍常用‘宗教’‘法术’这两个名词去包括。”［40］可见，在江绍原看来“迷信”这一概念是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他认为：“迷信研究是人类文化演进程途中黑暗错误方面的研究，这研究既然不是任何一种学或一种人所能胜任愉快，故实不能成立一个单独的迷信学科，而只能由一切有关的学问分途努力，随着各自自身的进展而洗练人类积存的经验，评判各种言，行，信，念，及其系统之价值，逐渐发现，观察，收集，鉴定和说明各个迷信，并阐明迷信全体与非迷信的争斗的经过，或云文化演进程途中黑暗错误方面和光明灿烂方面，伪，恶，丑方面和真，善，美方面的消长史。”［41］
在江绍原的思想体系中，“迷信”与“科学”被放置在进化论的系列之中，迷信就是黑暗、蒙昧，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同样，侵润着迷信的“礼俗”也被视为是“文明的野蛮”。这个说法是周作人受到弗雷泽的影响而提出的，他说“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42］《发须爪》正是在科学与迷信的对立中展开论述的，他要呈现前科学时代和科学时代的发须爪观是两副鲜明不同的面孔，而且这些迷信并非只有古人才有，现代人中仍相信迷信者仍大有人在，而这正是江绍原辈所最担忧的，他企图通过他的书去影响和改变这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周作人也对这本书能够教育和影响青年一代寄予很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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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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