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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郝苏民先生相识之前，就已听到很多有关他的经历和性格的传说，知道他是个传奇性的人。
20世纪50年代，他年纪轻轻就已成为大学老师。他本人是回族，对回族文化自然十分熟悉，同时他又精通蒙语，年轻时就对蒙古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有深入研究，并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此后不久，21岁的他成为 “助教右派”。他带着这顶帽子被流放到甘南甘加草原，与藏族同胞为伴，过了多年牧民的生活。在这段生活中，生命力顽强的他又学会了藏语，他对藏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民间文学和民俗热爱有加。
多年与回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农牧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不仅没有失去给他“惹祸”的任性与率真，没有失去他的学问，还被那段生活塑造成更加非同一般的学者。他没有一般经历坎坷的“老江湖”的谨慎与深沉，他的文章和语言不仅有独特的思想，而且带着率真和豪放，让人能感觉到其中的温度和感情。
在学者群中，他这些鹤立鸡群的特点是哪里来的呢?我想，虽然听其他人在讲到青年郝先生下放劳动那段经历时，多带着同情甚至怜惜，但我认为，在那段生活中，虽然在物质上说无疑是艰苦的，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一定是快乐的，那一定是给了他很多快乐与民间智慧的一段经历。那也是让他锻炼成钢，让他在率真与任性之上，又增加了不屈不挠精神的经历。
我想，郝先生身上那些让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热爱和敬佩的特点和秉性，除了他的天资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与他那段悠长的牧民生活有直接的关联吧。这也是让我对他一见如故，对他深深理解、尊重，感觉亲切和信任的原因。
回顾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一百年来的发展，蜿蜒曲折，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有真知灼见的掌舵人和能够服众的领袖。全国学界如此，具体各学术单位的兴衰也往往与此密切相关。仅举让我感触深刻的两件事。
1995年8月30日，费孝通先生召集北京的部分学者在自己家里商讨学科发展。他提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三科并立，将人类学也申报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这样就可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他说：“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见，我可以管管闲事，需要时，我可以写信向有关方面讲讲我们的意见。”遗憾的是，他的这项主张受到个别人的误解和反对而未能统一意见，从而搁置下来。
近20年后的今天，又有部分学者重提这个主张，但失去了重量级领袖人物牵头的意见，要想获得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的重视，谈何容易。
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应如何评判和应对近几十年来国际人类学界的后现代思潮。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对传统的理论方法展开批判，势头凶猛。我们说，后现代的批判和创新都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一些所谓权威的前沿人物却将实证的原则也彻底批判为无用，于是就坠入了虚无主义。
受其迷惑，国内一小批中青年教师也随之坠入理论的空谈，不再做实地调查。他们还在课堂上掀起一股理论的玄学，于是造成在部分青年人中脱离实际的空谈风气。有人甚至根据是否能钻研和运用西方理论，特别是当代的后现代理论，将学者划分为“国际性”(即“洋派的”)的人类学和本土派的民族学(“民族研究”)两个学科，这些荒唐的看法至今仍在少数人中流传。这批人如今已经相继步入老年，有人已有所觉悟，但愿今天的年轻人不再步其后尘。
从人类学传进中国开始，前辈学者就提出中国化、本土化的任务。如果只是抱着西方理论，不去做中国实地的调查，不总结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不试图运用学科理论方法去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学者其实充其量也就是西方产品的“二道贩子”而已。这对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对于我们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民族学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也有负面的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重建以来，全国新建和重建的教学研究机构(系、学院和研究所)已达几十家，发展的快慢却情况各异。其中，西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专业及学院的建设在全国十分突出。西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建立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成就突出，重要的原因，大家公认，是因为20多年来一直有一位好的掌舵人——郝苏民先生。
数十年来，郝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耿直的秉性而木秀于学者之林，他不仅是西北民族大学的学术领袖，在全国民族学和民俗学界，也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他以如火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对于国内学界的健康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10月2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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