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缅甸傈僳族与克钦族、缅族关系的变化,还是傈僳族与怒族、独龙族的关系,都有移民身份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生存需要,使得缅甸傈僳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调适着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笔者去缅甸调查期间,尤其在傈僳族聚居的密支那众多傈僳村子,深深感受到缅甸傈僳族强烈的民族认同,不仅体现在缅甸傈僳族内部,同样体现在对来自中国的傈僳族同胞上。大多数傈僳族敢于身无分文就迁徙缅甸,这与“老移民”同胞对于“新移民”的接纳关心有关。刚到缅甸,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也可以生存,因为可以借(还不起就成变相地要)房子、借粮食、借地、借钱,在傈僳族社区里傈僳族所受到的扶持帮助,大多是来自本民族同胞。更重要的是傈僳族在缅甸定居下来后,首先要靠本民族头人为其担保,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缅甸国籍这也同样需要同胞相帮。可以说,每一个傈僳人从移民身份到缅甸人身份的转变中,从逃难而来到在缅甸谋生立足、发展,都在傈僳族社区里实现,从中每一个傈僳族个体都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深的依赖,无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作为移民的民族历史记忆的扩散过程,傈僳族关于来自怒江石月亮的历史记忆,不仅在迁徙自怒江的傈僳族中传承,甚至在迁自腾冲、德宏、临沧等地的傈僳族中也广为传播。民族历史记忆的扩散过程,本身就是民族意识越来越一致、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往自然资源丰富而山高皇帝远的中缅边界地区迁徙,是历史上傈僳族寻找经济资源与区域内民族关系紧张双重因素下的生存选择。自明代以来,傈僳族先民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关系和地位对傈僳族民族认同感的演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傈僳族大规模迁徙缅甸等国之后,因其特殊的民族关系,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调适,并出现相应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体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之下的民族意识有一定差异的缅甸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即其民族凝聚力、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更为强烈。主要是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以及所在国家民族政策皆对其民族意识产生着重要影响。总的说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导致傈僳族跨界分布的原因之一,而傈僳族跨界分布的格局又激发、强化了其超区域、超国界的民族认同感。
注释:
①赵万里校缉引.寰宇通志[M]一一三引:元一统志·丽江路[M].(P94)
②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第35页:“蒙夔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
③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M].成都:西南民族学院,1986.P1
④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M].成都:西南民族学院,1986.P9、15、168、147.
⑤史富相.傈僳族迁居缅甸的历史:福贡政协文史编辑室.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M],1995.P94.
⑥保维德纂修.上帕沿边志(民国二十年抄本):怒江州志办公室.怒江旧志(内部刊印)[M],1998.P135、P15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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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木氏宦谱(清同治抄本)[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6]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7]云南省编辑组.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白族支系)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8]云南省调查组编.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本文原载《学术探索》2010年5期第8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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