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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对于作为民族标记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于拥有与分享共同文化的群体的认同，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阔时节、刀杆节，还有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故乡石月亮（在怒江峡谷，傈僳族有附着于石月亮的兄妹成婚、民族繁衍的创世神话）；另一方面是对于“傈僳族”身份价值的认同，即共产党的民族优惠政策，使得傈僳族在自治地方拥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基于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原因，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并由此来标明其民族身份而加以维护利益权利。福贡县腊乌行政村在历史上为怒族聚居地，近代以后人口构成发生变化，1949年以后，傈僳族成为本村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与怒族、独龙族“变为”傈僳族有关。这种“变”，一是外界认为本村是典型的傈僳族村子，政府部门登记户口时不加以调查就把一些怒族、独龙族填写成傈僳族；二是村子里傈僳族占多数，怒族、独龙族受傈僳族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显性和隐形的民族“边界”都越来越模糊，于是越来越多的怒族和独龙族对外也称自己是傈僳族；三是填写傈僳族，意味着是民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其民族身份在政治、经济资本兑换过程中的“含金量”相对高。因此，在共产党民族政策下的傈僳族认同感，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是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利益意义的民族认同感。于是，各地傈僳族，特别是一部分民族精英以服饰、节日、族徽等等来有意彰显其民族性。
六、作为迁徙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1949年前后，面对历史巨变，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阴影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蛊惑造谣，曾使得一部分对共产党心怀疑惧的傈僳人逃往缅甸。美国牧师马道民说：“共产党是魔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共妻，不准教民信教。见了老人就杀害，抓着小孩就用石碓舂死。”［8］（P1098）就有不少傈僳人跟随外国传教士跑到中缅未定界——葡萄、江心坡一带。如贡山有242户傈僳族跟随法国传教士莫尔士搬到未定界去居住。［6］（P27）福贡县神召会一部分傈僳族跟随马道民跑到独龙江，再继续迁到缅甸境内。［6］（P29）在密支那调查发现，大约一半以上的傈僳族居民迁徙到缅甸仅有三至四代的历史，大约七、八十年的时间，也造成了缅甸傈僳族人口数持续增长。在缅甸，主要从中缅北界到密支那，傈僳族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相同的族源、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以基督教堂为核心的一个个傈僳族社区中浓厚的傈僳族文化氛围就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具体体现。
缅甸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致迟在元代，傈僳先民“卢蛮”就已迁徙居住于怒江以西地区，明清时期不断有傈僳迁入此地。更多的傈僳主要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剧烈变迁及大规模政治运动期间和其后大规模迁入缅甸的，迁徙人口规模较大，使其比较容易保留其传统文化。傈僳族迁徙缅甸之后，长期与缅甸北部地区的缅族、克钦族、阿昌族、掸族、德昂族、怒族、独龙族等相处，经历了一个从依附缅甸主体民族到与其疏离的过程。从语言方面看，学会克钦语与缅语，是傈僳族在缅甸北部生存的第一技能，因此，缅甸克钦邦的傈僳族大都会讲克钦语与缅语；从基督教信仰看，傈僳族在迁入之初，教会势力尚小时，依从西方传教士的建议，参加了克钦族的教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傈僳族教徒人数、教堂和神学院数量都达到一定规模之时，就从克钦教会中分离出来。这是密支那傈僳族与周围民族关系中的生存调适。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族群之间的整合与分离。与同样迁徙自中国怒江地区的怒族与独龙族，傈僳族又以“老大”的包容之心，形成一种民族认同与区域相同并存的现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迁自中国的独龙族因与缅甸日旺人同族源的关系，而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怒族则更明显，虽然曾一度自称“傈僳”或“傈僳一怒”，把自己融入傈僳族当中（目前缅甸傈僳学会中还有一位怒族担任副会长），但是缅甸怒族已经开始着手成立怒族学会，并想通过创制怒族文字等来显示自己的民族性。对此，缅甸傈僳族学会会长阿此说：傈僳与怒族是一家，在中国一样，在缅甸也一样，我们傈僳族要团结，跟怒族、独龙族也要团结。这是同源异流民族的区域认同与族缘认同相互交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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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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