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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引起的傈僳反抗事件屡屡发生，也导致傈僳西迁缅甸。“过去国民党派到福贡的官，对地方没有一点建树，只是剥削一点就走了，然后又换来一个，人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史国英任福贡设治局长，一个案子要罚款几十两，并加重其他税款。另外他兼做生意，无钱买的让你赊，限期付款。到期不能付款的，就被拉到县府扣押追缴，人民为此而出卖田地、儿女的很多，激起了公愤”，［6］（P12）傈僳人拿起弓弩、大刀，打进衙门杀死了史国英夫妇，和他的师爷、舅老爷、伙夫等九人。［6］（P10）国民党调集常备军和陆军官兵一千六百多人，对起义者与无辜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使得福贡县的傈僳族百姓700多户六千多人背井离乡，逃往缅甸。⑤
此外，傈僳与“汉商”的矛盾隔阂也很深，不堪汉商剥削西迁缅甸的傈僳也不少。“知子罗行政委员董建芳（鹤庆人）就任时带来鹤庆汉商刘子明、刘显清二人，官商合资在知子罗开设‘天宝号’，卖布、煮酒、卖盐。本来一升包谷可以煮六碗酒，但是‘天宝号’只卖给一碗。喜欢吃酒的傈僳族人民，每年被‘天宝号’剥削去的包谷，不知有多少斤”。［7］（P4）一些“汉商”常常凭借国民党势力，甚至有些人还担任了国民党的基层官员。如张连逵任国民党福贡设治局的检察委员，李恒丰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些亦商亦官的“汉商”用煮酒、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等方式，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他们大多空手而到这里，有的不久即成为富户。“此间所称之汉商，实际包括有其他职务而以经商为副业的在内”。④ 维西人李恒丰，汉族，原是进来福贡给人做帮工的，后来用薪水做本钱到兰坪县营盘街买来盐，在福贡高价出售，然后用换来的粮食煮酒、做豆腐、喂猪卖，进行不等价交换。利润越滚越大，积存了的钱又用来放高利贷，朱米都村傈僳族村民何阿珍因还不起高利贷无法生活，逃往密支那后不久即死去。⑥ 怒江汉商中如李恒丰这样发迹者并不少，当然如何阿珍这样被逼逃往缅甸的也不少。
军事镇压、政治统治、经济盘剥，使“傈僳对外来人之态度一般言之为畏惧疑忌，盖傈僳因常受汉人之压榨剥削，故认汉人多数为凶狠刁狡”。④ 而“汉人中实际有一部分属么些（纳西族）与民家（白族）人，但彼等自认为汉人，一般人亦以汉人称之”。⑥ 因此，民国时期傈僳族与所谓汉人的关系，也包括与纳西族、白族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汉人是被优待的，不纳政费，不应夫役。和设治局有关系的汉人，设治局还可以给他们派民夫。傈僳、怒族、勒墨都不敢得罪汉人”。［6］（P10）“驻傈僳社区之汉军，以及贸易边地之汉商，多系奸诈之徒，自私自利，盘剥傈民，欺之侮之，用种种伎俩而凌辱之，蹂躏之，戏弄之，俾傈民无以自容，无以自忍，无以自耐，饱受着诸多不平条件所压迫。是以傈僳自由之天赋，似有被汉人夺去，竞相谓曰：‘汉人没有好的，乌鸦没有白的。’对于汉人之印象，有如是只恶劣焉”。④ 显然，“汉人”进入怒江，不但使傈僳与其文化差异性凸显出来，而且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加深了心理隔阂，使傈僳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这过程中，傈僳族西迁中缅北界未定界事件屡见不鲜。
五、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下的傈僳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1949年，怒江地区和平解放，傈僳族摆脱了异族土司与国民党设治局的统治，也结束了异族商人剥削的历史，尽管因历史上长期不平等民族关系的阴影一度存在，也因1958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曾经错误执行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的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傈僳人西迁缅甸。但是共产党执行、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中国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主流，傈僳族对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而皆有切身感受：首先是傈僳族成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有着同等的民族生存与发展权利；其次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在中国云南，除了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之外，在各地傈僳族聚居区成立了傈僳族乡，傈僳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惠；第三，傈僳族作为跨界民族，大多居住在边境地区，因而还受到兴边富民等特殊优惠政策。
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促使傈僳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和强化，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傈僳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对自身的权利给予了更多关注与诉求。这在一些傈僳族精英身上较为突出。他们在自身努力与共产党培养之下，在政府、学界、经济等层面为傈僳族赢得地位与声誉，也在傈僳民族凝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怒江州原副州长和金玉自己筹资拍摄了傈僳族第一部电影《怒江魂》，鼓励缅甸傈僳学会会长撰写缅甸傈僳族史；原州长邱三益退休之后，自筹资金在怒江开办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吸收大量傈僳族劳动力，其中有来自缅甸的傈僳族民工；保山市政协主席胡应舒长期积极扶持帮助傈僳族青年求学成才，同时在研究傈僳族历史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还亲自带着傈僳徽章、电视机、电脑等前往密支那，赠送给缅甸傈僳学会；云南傈僳族学会会长鲁建飚积极致力于傈僳学的创建发展，邀请缅甸傈僳学会参加2009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傈僳族文化专题会议。他们来自不同的傈僳居住地，共同的特点是其关注视野已经超越了地方、区域的范围，而放到整个傈僳族层面上，甚至包括缅甸傈僳族。于是，傈僳族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就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傈僳族范围之内，同时也影响到了国外的傈僳族当中。而他们作为民族精英，被中国各地、被中国与缅甸的傈僳族所共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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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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