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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在木氏土司纳西与吐蕃战争中傈僳的疏离
明代丽江麽些（纳西）木氏土司辖境在延续元代丽江路辖地范围基础上，有明显拓展。而其领地拓展与其境内民族关系息息相关，表现之一是其境内傈僳也被拖进民族战争当中，其结果使傈僳聚居地空间发生巨大位移。
“维西县范围包括金沙江流域奔子栏一带，所以维西县占据着金沙江、澜沧江上游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代是丽江木氏土司与吐蕃势力争夺地”。［4］（P416）维西在明代是傈僳族先民“栗粟”聚居地之一，其北部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吐蕃，其南部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麽些。尚处于狩猎与采集经济阶段的栗粟，其“登山捷若猿猱”，“利刀毒弩”的生产能力极强，在战争中可转化为极强的山地作战能力，并被同一区域的麽些木氏土司所利用，成为其“诚心报国”旗号下与吐蕃争战的马前卒。［5］（P19）约从景泰二年（1451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636年）近两百年持续战争中，傈僳与吐蕃，自始至终是战场上敌对的双方，战争使二者间的文化差异性更加凸显。傈僳与木氏土司为首的麽些，在战争初期立场、目标一致，即联合抵抗吐蕃贵族南下侵扰，但冲锋陷阵在前的傈僳伤亡极大而被迫迁徙以避战祸；后在木氏土司以移民屯垦推进方式排挤吐蕃势力中，傈僳故地也被占领而被迫迁徙他方。木氏土司的移民政策，在屠杀吐蕃民众的同时，对其区域内的傈僳也有影响而使其不得不向西远徙。
今天维西塔城其宗、腊普居民以“木”姓与“和”姓纳西为主，根据当地口述家族史，其祖先均是明代木土司与古宗（吐蕃）打仗时迁徙来的，木姓以管理者、和姓以下层士兵与农奴的身份，各司其职镇守与生产，而将吐蕃势力排挤出去。而傈僳的地位比之“和姓”麽些更低，受木氏土司盘剥。丽江塔城洛固村和姓老活佛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该村寨有傈僳居住，后来藏族与木土司打仗打了很久，藏族与吐蕃轮流占领这里，傈僳就迁走了。今天怒江傈僳族括氏（荞氏族）的口述历史也反映了明代傈僳与麽些、吐蕃之间的关系：“据说很早以前，傈僳人住在金沙江边，那时藏人很强悍，丽江的‘木天王’（木氏土司）害怕他们，遂挑动木必扒去打。木必扒上了木天王的当，领着兵杀死了不少藏族。等藏族的增援队伍到了后，木天王撒手不管，寡不敌众，木必扒只好带领弟兄们和老小开始逃跑。一边跑一边和追来的藏族打。……木必扒打了胜仗，趁势爬过碧罗雪山，征服了怒族。”［6］（P5）到怒江后，又以射箭试武艺而折服了木天王派来怒江收门户钱的代表，就提出要求：“什么我都不要，把你们剩下的汤水给我喝一口就行了。”［6］（P6）木必扒成了木氏土司在怒江流域的代理人，怒江傈僳与木氏土司就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木必扒是荞氏族的首领，故又称为括木必（比），是傈僳族众多口述史中屡屡提到的一个英雄人物，实际上是众多傈僳民族迁徙传说中的“箭垛式”人物。这个传说不唯在荞氏族中长期流传，甚至成了怒江傈僳族以及迁居缅甸、泰国傈僳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可见木氏土司与吐蕃战争已铭刻于其历史记忆中。由此可知民族战争对于民族认同感的激发作用。战争中，敌对双方因对彼此间政治上的冲突有强烈的感受，因而有可能有意放大其文化差异性。因此，傈僳逃避战争向西迁徙，就是一个与统治民族在心理上“疏离”的过程，而大规模西迁行为及其后所积淀的历史记忆，则不断强化着其内部认同心理。
傈僳迁徙到澜沧江、怒江流域之后，在与早就生息于此的其他民族（族群）的接触中更显示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仅从与其同源的该区域“卢蛮”来看，因长期封闭于澜沧江、怒江峡谷而导致的文化封闭性，与从金沙江流域接受了更多的汉文化与麽些文化影响的这部分“卢蛮”后裔“栗粟”相比较，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明显。而且，因傈僳人多势众，作战能力强，在生产生活适应性上占据优势，到怒江后又从木氏土司手中获得了对怒江其他民族的管理权，这就有可能有意彰显其作为强势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从而强化其内部的文化认同与对其他族群的文化区分。总之，傈僳大规模迁徙怒江后，在统治怒江“卢蛮”后裔怒、勒墨人（白族支系）、白衣（即摆夷、傣族）“成为被统治民族”过程中，［1］（P123）不断加速与增强着内部文化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不断加速与增强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发展趋势，从中进一步强化了其民族认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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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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