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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本文的样本量并不是很大，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还无法更深入地考察父母对于不同孩次子女教育的投资行为，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回归结果只在平均意义上成立。另外，因为数据的限制，本文也只研究了家庭生育行为对于子女义务教育的影响，如果有更丰富的大样本，还可以将本研究拓展到对于更高阶段的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上。
三、总结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一个覆盖中国10个省份的3000个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家庭生育行为对于子女义务教育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家庭的永久性收入水平与家庭更多更密集地生育的行为之间成倒U形关系，这说明永久性收入水平的初始上升会推动家庭更多更密集生育，但当永久性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转而使得他们更少更稀地生育，这也同时预示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最终将会有利于优生优育。
第二，更多、更密集地生育都会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子女教育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会显著增加家庭中出现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数量，这一结论明确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会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直接的负面效应。
第三，更多、更密集地生育对于学龄男孩和女孩所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是不对称的：平均而言，更密集地生育对于男孩辍学的概率基本上没有影响，但会明显增加女孩的辍学概率；而且家庭中女孩数量的增加会在边际上降低男孩辍学的概率，反过来，男孩数量的增加却不会在边际上降低女孩辍学的概率，这表明了家庭中男孩对于女孩的教育资源的挤占。家庭若超生了，则会通过这种间接机制对于女孩教育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证据都证明了女孩更多地承受了父母更多更密集地生育行为对于义务教育的负面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不仅影响人口增长率及性别比例，还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由于这种负面影响对于女孩子的影响更大，将会对性别发展的平衡不利，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注释：
①实际上，经济学关于家庭的消费、储蓄、投资等行为的研究中，大多是要区分永久性和暂时性收入的，而不是直接考察所观察到的收入水平对于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的影响。
②关于通过回归将观察到的收入分解成永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方法，可以参见Bhalla（1980）、Musgrove（1979）、Paxson（1992）等研究。
③上述假设必然会带来对于家庭生育时的永久性收入水平一定程度的度量误差，比如家庭成员数量的变化、土地的流转等，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几乎不可能有跨越那么长时间的面板数据用于这个研究，另一方面，只要这些度量误差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随机的，就不会影响文章的结论。
④在表3的回归过程中，我们还同时尝试控制了家庭的耕地面积和以家庭房屋价值作为代理变量的金融资产数量，但都不显著，并且不影响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所以我们只列出了没有控制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
⑤在我们的样本中，只有1个家庭存在同时出现了1个男孩子和1个女孩子辍学的情况，其他出现辍学的家庭，要么是有1个男孩子辍学，要么是有1个女孩子辍学。
参考文献：
［1］金和辉（1995）：《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2］康晓平、王绍贤（1998）：《农村社会经济及生活环境对生育率的影响——聚类分析在影响生育率因素研究中的应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3］陆杰华等（2005）：《结构方程模型在妇女生育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以深圳市为例》，《人口研究》，第2期。
［4］任强、傅强（2007）：《经济发展下的边际生育行为——莱宾斯坦理论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5］Astone Nan Marie and Sara S．McLanahan（1991），Family Structure，Parental Practices and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6，No．3， pp．30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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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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