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婚育行为进行了研究，然而，针对不同孩次之间生育间隔过短及超生对农村子女教育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稀、少”和“优生优育”，但如果没有“晚、稀、少”和“优生”，又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它会对农村女孩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吗？更多地生育和更密集地生育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

国外有很多研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子女养育行为，发现生育数量及生育孩次对于子女的教育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女孩相对于男孩更少地获得家庭的教育和其他资源（Behrman，1988、1992、1998；Rose，2000）。很多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都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因为不同的子女养育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导致不同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甚至对政治结构也会产生影响（Johnson，　1996；Li，1995；Park等，1995）。国内学者也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婚育行为展开了研究。例如，金和辉（1995）、康晓平和王绍贤（1998）、陆杰华等（2005）及任强和傅强（2007）等利用来自中国的不同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家庭生育行为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农村居民的这些生育行为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生育间隔和生育数量对子女义务教育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利用中国10个省份30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二、数据描述与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委托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所做的调查，该调查采用四步抽样法：（1）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31个省份中随机选取10个省份；（2）农调队从各省份中分别随机选取3个县或县级区，总共得到30个县；（3）从这30个县中分别随机选取10个村并得到300个村；（4）每个村随机选取10户。最终得到了3000个农户样本。此外，还通过采访村支书或村委会其他成员完成了村级层面的问卷调查。

由于1984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稳定，所以，本文只考察1984～2002年有新生儿出生家庭的生育行为。

（二）生育行为的决定因素

为了考察农村居民生育间隔年限和生育数量的决定因素，本文将重点放在家庭收入水平上，同时考虑育龄夫妇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因素。

根据经济学理论，家庭的收入水平显然是其生育间隔年限和生育数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可以预期它与育龄父母的生育行为之间不存在一次线性关系。在实证检验之前，关于收入的度量需要两点说明：（1）直接考察家庭生育当年的收入水平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并不合适，因为观察到的收入水平往往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根据Friedman（1963）的“永久性收入”理论，家庭关于子女生育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更主要地受永久性收入水平的影响，育龄父母在考虑生育决策时，可能会权衡未来的永久性收入、未来的子女教育成本和未来的养老等问题，而不会受到暂时性收入的影响；同时，考察家庭永久性收入水平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更加稳健的结论。所以，本文将重点考察家庭的永久性收入对于育龄父母生育行为的影响①。（2）在使用截面数据的情况下，只能观察到农户在某一年中的收入水平，而且目前几乎不可能得到一个跨度十几年的面板数据，既能观察到家庭生育行为的详细信息，又能够观察到后续若干年内这些家庭的子女教育信息。即使有这样的数据，也往往会面临着严重的样本流失与家庭结构变化等问题的困扰。所以，我们借助于Friedman的“永久性收入”理论来解决上述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家庭的永久性消费由永久性收入决定，而暂时性消费则由暂时性收入决定，家庭的永久性收入由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三部分决定。基于这一理论，可以根据目前观察到的家庭信息拟合出家庭的永久性收入决定方程，然后根据父母生育子女时的家庭信息还原出他们当时的永久性收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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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