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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羌族人口的年龄构成分散，低龄组人口比重偏小
表1说明羌族人口的年龄构成分散，16个年龄组中，在10％以上的有30－34（12．83％）、35－39（10．18％）、40－44岁 （10．18％）三个年龄组；在5％以下的有0－4（2．43％）、45－49（4．65％）、65－69（3．98％）、70－74（1．32％）和75以上（3．10％）五个年龄组；其余八个年龄段的比重都在5．30％到7．52％之间。人口群在各年龄段的比重不仅反映出人口增长类型、发展态势，同时也反映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巨大。平武羌族乡镇建立较晚，因此，现6个羌族乡镇与其他汉族山区一样，执行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映在人口年龄构成上，从25－29岁年龄组往下，随着年龄组的下降，所占比重就从30－34岁组的12．83％锐减到5．30％，此后，一直在7％上下波动（0－4岁组除外），表现得非常平稳。
在此，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低龄组人群呈连续递减的态势，特别是0－4岁组人群所占比重不到2．5％。这说明，该村从9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连续递减，导致进入21世纪后，出生人口已不足以替补死亡人口，自然增长呈现负数。
（三）羌族两性人口的性别分布和比例关系基本平衡
表2说明水口村人口的性别分布和比例关系基本合理，性别构成表现为男多于女，性别比是116．3。在16个年龄组中，男多于女的有11个组，占69％；女多于男的有5个组，占31％。从总体上看，尽管该村的男性多于女性，个别年龄组的性别比甚至高达200多，但其结构仍属合理范围。这是因为，第一，水口村仅是一个小的社区，全村人口也仅452人，将其分散在16个年龄组来观察，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或女性人口多一人或少一人所引起的比例是很大的。第二，水口村羌族的性别构成在个别年龄段的比例过高，是自然产生的结果，并无人为因素。当地羌族并不特别强调生育男孩，尽管传统中有“重生男孩”、“传宗接代”等观念，但在现实中家庭并不因为没有男孩而表现出难堪或低人一等。这与前述平武羌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汉文化的影响巨大，但羌族文化底蕴保持良好不无关系。突出在婚姻生育文化上表现为：首先，入赘婚盛行，且赘婿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不受歧视。家庭中如果没有男孩，通过招郎上门既满足了山区繁重的生产劳作对家庭劳力的要求，同时也因子女随母姓解决了宗嗣继承，延续了香火。其次，招赘婚中有一定数量的赘婿来自汉区，尽管这些汉族男子上门前均约定改宗，后代姓氏随母（这在民国及以前是入赘的必须条件），但他们并未忘记自己的姓氏和祖籍，且在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使其知晓父系的源流。正是因为羌族文化和汉族习惯的相互影响，出现上述传统习俗中有“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与汉族相同的观念，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强调一定是由男孩来承继宗嗣的羌文化的传统。因此，我们不必为个别年龄段的过高性别比而担忧，更不能以一个小社区呈现出的特例而以点概面，得出错误的结论。
（四）未来人口规模继续维持更替，并开始向缩减过渡
羌族边缘区人口的发展速度由高到低，导致近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使得羌族未来人口的发展表现为一种缩减的态势。
第一，羌族人口类型正逐步过渡到减少型。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认为，在一个人口群中，少年儿童比例大，反映将来进入育龄的预备队伍就必然大，未来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就必然高，反之则低。根据这个理论，把人口群分为三个年龄段，并因其所占比重的不同，制定出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借以观察人口再生产的趋势。这就是桑德巴模式。
水口村0～14岁年龄组（少年儿童人口群）比例低于减少型，预示着未来进入婚育阶段的人口群体少于减少型人口发展模式的标准。
15～49岁年龄组（育龄期人口群）所占比重仅比稳定型标准略高。其中，15～24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14％，目前均属未婚群体。25岁以上的已婚人群中，97％以上已经完成生育，且多数已育有两个孩子。另有约2％的已婚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已婚夫妇实际已经退出了生育队伍。从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重看，10年以后，15～49岁人口所占比重将减少到50％以下，转变为减少型。
50岁以上人口（老年人口群）所占比重较减少型标准高出2．74个百分点。从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重看，5年以后，将有愈来愈多的人口进入，其比重将大幅度增长。这部分人口的急剧增加将加大农村养老负担。
对照桑德巴模式，平武羌族两项指标均高出减少型人口的标准，只有一项指标符合稳定型人口类型。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目前其人口类型正由稳定型向减少型过渡，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其人口类型将完全转变为减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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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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