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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民俗学》岳永逸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38.00元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
长期研究民俗的岳永逸在《忧郁的民俗学》中主要写了民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等。对于民俗学科的兴盛，作者理性拨开表面浮华，指出现在的民俗学乃至民俗本身存在两大隐忧，即被体制化和被商业化的风险。
被体制化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传统民俗（如“走阴”）被简单地归入迷信被打倒。被商业化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民俗本更倾向于“小我”的内心表达，其“演出”场所往往是“地当舞台天当幕”的露天，现实中却被推上霓虹灯烘托的剧场舞台，就此着重举了两个典型例证：相声和二人转。这种经改造的民俗早就脱去了民俗形态的本原，内容被曲意顺从了商业的最大化。
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母亲的病。就医学病理而言，母亲患的是抑郁症。不过，作者从民俗角度着重剖析了“病因”。这位长期生活在川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儿子所居的京城后，由于长期与乡土的隔离，也因为儿女长期在外各种习惯的差异，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这样的体会并不新鲜。记得笔者每次回老家农村，常听一些老人念叨，称不愿意在城里的儿女家呆太长时间，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坐牢”。这种“牢”并非形式上的，而是覆盖到起居、饮食、出行等各个角落的文化区别。许多乡邻辛辛苦苦把儿女培养成人，儿女最终如已所愿跳出“农门”。然而，乡邻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到城里享福：有的受不了城乡文化的差异，最终还是回到农村；有的“委曲求全”屈居于儿女门庭之下，却郁郁寡欢；有的在长期不适应中，导致家庭矛盾频频……在乡邻眼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乡间民俗就是他们精神领域的“根”，这条“根”不可能从物质层面轻易改变。没有这条“根”，他们的生命便失去了色彩，就像一个人顿时失去了呼吸功能，如同该书作者的母亲，久而久之便落下了精神“病根”。
民俗其实是一种基于环境、社会等形成的文化习惯。对于民俗，我们经历了鄙夷到正视再到推崇三个阶段。鄙夷是因为闭关锁国之时，急于强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破除旧传统旧习俗，努力向西方学习，中国才可能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改革开放后，民俗现象作为一门学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今天，几乎每个地方的旅游景点，都有地域性的民俗展览。
对于民俗眼下的这些繁荣，作者显然并未欣喜，反倒觉得，这种推崇带着浓郁的体制与商业气息。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声和二人转，春晚是民俗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将春晚比作民俗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不过作者并不这么看。春晚有几十年的传统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自下而上的自觉，相反是因为体制综合各种资源的结果。从内容上看，春晚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民俗的特色棱角。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这种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众的想法，比如良好的愿望。民俗虽然无法剥离传统因素，但民俗并非一成不变，有的会同地域文化结合，有的则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造。
其实，民俗也并非“大雅”，难避局限性。如就作者一再推崇的农村戏剧形态，许多戏剧只要稍加琢磨不难发现，其内容不乏苦读诗书进京赶考、向体制靠拢的强烈渴望。而被作者大书特书、玄乎其玄的民间“走阴”，科学性真实性也颇存疑问。当然，流传于乡村的许多民俗并没有刻意遵循科学，他们看重的是一种话语权、一种源自个人本体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从这层意义上看，民俗也是一种呐喊。
○王磊（书评人）
文章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4年09月17日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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