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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注意诗人公刘的名字和诗作，是1954年，读他和黄铁、杨智勇、刘绮一起整理的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和《望夫云》。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因为我来自农村，喜欢民间作品。第一次见到公刘，则是1978年，他从山西忻县到北京来修改长诗《尹灵芝》。那时，《文艺报》刚刚复刊不久，编辑部暂时借住在礼士胡同129号“文革”中于会泳的办公室办公，距离他改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咫尺之遥，我们的主编冯牧是他在云南时的老领导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他常到我们编辑部来。
《尹灵芝》于1979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春夏之际，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来到北京，联系并等待新的工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见面时，他把刚出版的《尹灵芝》赠我。不久，《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相继出版，也赠送给我。从这两本诗里，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公刘。
那段时间，他是我们《文艺报》的座上客。我在编辑部里分管文学评论，作家诗人们来访来玩，一般都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聊天。记得有一次我们召开文学反映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座谈会，邀他参加。他发言说，反映新的社会矛盾无可厚非，但弄得不好，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他说：“我还是主张‘距离’论。”后来，他改正后被安排到安徽文联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但他落脚的单位是《安徽文学》，与我们业务相近，因此彼此来往也不少。
《星星》诗刊于1979年10月复刊，公刘成了这家诗刊的作者。在周立波的追悼会上，冯牧对我说，公刘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青年诗人顾城的文章，嘱我在《文艺报》上转载。尽管我们刊物在复刊以来还没有发表过转载的文章，读了公刘的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后，却也很赞同主编的意见，便将其安排在《文艺报》1980年第一期的《作家论坛》栏里发表了。
鉴于此文是第一篇评介和肯定青年诗人顾城的文章，为了引起注意，我草拟了一个《编者按》：“公刘同志提出了一个当前社会生活和文学事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对待像顾城同志这样的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肯于思考，勇于探索，但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或者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这些文学青年往往是青年一代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影响所及，将不仅是文学而已。我们深信，后面的办法不失是一良策。本刊特转载《星星》复刊号上的这篇文章，请文艺界同行们读一读、想一想。”刊物出版的当天，我便给公刘寄去了一本。他收到刊物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说《文艺报》的封面色调不大理想，希望得到改善，并对我写的编者按表示感谢：“谢谢你撰写的编者按，它使我的拙文大大地添了分量。当然，更根本的是冯牧等同志主张刊载的决定，创造了使它与更多的读者见面的机会。”信中还说，“‘干预生活’一文，我还是会遵嘱写的，老实说，那方面，还真有话可说呢。不过，反正贵刊也不能叫我一个人实行霸权主义，隔几个月再发一篇吧。”
那时，干预生活和社会效果是文坛非常关心的两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要强调作家干预生活，分寸掌握不好，就可能导致作品的社会效果不好，从而遭到批评。我向公刘约一篇关于“干预生活”的文章，他在信里说，他手中正在写关于民办刊物《这一代》的文章，青年诗界正风传着他的一封信，弄得他不得不先把正在写的文章中断下来。他在信中还对我们对他的诗选《白花，红花》保持沉默颇有怨言。在“又及”里的这番话，正如他的原名刘耿直，真是个直性子的人。
1980年，在兰州教书的诗人唐祈写了一篇评论公刘的文章，由公刘转给了高洪波。高洪波没有及时答复他和作者。公刘于11月15日从合肥给我寄来一信，询问他转寄的唐祈文章的下落，嘱我打开他的信和唐祈的稿子看看，尽快做出处理。他还向我推荐来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的两篇稿子，要我答复他们。
经向洪波询问，唐祈确有一文在他的来稿卷宗里，是评论公刘的抒情诗的，他准备提交编辑部采用的。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对公刘诗作的评论很到位、很中肯，立即发在了第12期上。
从1981年开年起，文坛涌起了阵阵风浪，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从4月起，电影《苦恋》受到批判，继而在文艺界普遍开展检查软弱涣散状态和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7月初，冯牧去兰州养病。公刘也一起随行。正在这时，《文艺报》第16期(8月22日出版)发表了记者高洪波和郭小林二人就新的美学原则和朦胧诗等问题向在京诗人做的采访记，其中也包括当时住在北京的公刘。公刘从冯牧手中拿到这期刊物，读了自己的采访记后，很不高兴，便于9月3日从兰州给他们寄来一信，说采访记发表前未经他审阅，在当时非常复杂的文坛形势下，给他造成了一些被动。
公刘在访谈中说：“‘朦胧诗’作为一种流派应当允许存在，但我从未提倡过它。我还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我很赞成骆耕野、曲有源、王家新等青年诗人的探索。对‘朦胧派’的观点，也不必急忙来围攻。年轻人写的‘朦胧诗’也不能一概否定，其中也有可借鉴的，如创新精神，有新意，这些地方值得学习。我不是说这一代中就一定可以出莎士比亚、普希金;但两代诗人应当互相学习，年青人不要太狂，老年人也不要自以为是里程碑，不可超越。我很想就‘朦胧诗’写一篇文章，但又怕卷入，拔不出腿来。我主要想针对顾城的诗，因为他近来发展了我所不赞成的倾向，我很失望。……特别是他在诗中把长江比作‘尸布’，怎么可以这样比喻?这是耻辱。中国人民吃长江黄河的奶长大的，谁见到长江黄河不以祖国山川壮丽为荣呢?谁也没听说印度人诬蔑恒河，埃及人诬蔑尼罗河，连美国人还把密西西比河比作母亲河呢。”他对顾工出来对自己儿子顾城进行吹捧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种不好的世风。我们的年轻记者因缺乏经验，未经访谈者过目就发表了采访记，固然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和被动，但从这些未经修饰的言论中，倒是能看出公刘对当年诗歌现状和诗坛风气的评价的原则性和坚定性，看出一个诗人的真诚而正直的品格，而这又是多么值得珍贵的呵。
公刘是2003年1月7日告别人世的。诗人的一生，欢乐的时光少，悲苦的日子多。我为他的生平际遇感到悲伤。但历史不会计较人生的细节，公刘诗篇中闪耀着的炽烈诗情和睿智思想，将永远活在读者之中。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家园》2014年9月3日）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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