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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1930年以后，顾颉刚逐渐关注边疆地理学，其原因不在于纯学术研究，而与当时中国国情有关，不再详论(58)。本文意在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是要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整个古史的重建扫清基础，从这一角度看，他在1930年发表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非“自成体系”。从顾颉刚1924年和1926年的治学计划看，他一直关注“古史观念”，这与“二重证据法”、现代考古学并无必然联系。现代考古学、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与发展，使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顾颉刚因此提出“分工”说，调整其古史研究在该领域的相对位置，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这与其说是顾颉刚古史研究范围的收缩，不如说是应时性调整，以利于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20世纪20～30年代，史学界许多人把关注古史是否可信的问题，引导到如何解释古史和重建古史的思考，围绕上古史的研讨，主要视角也随之出现变化。但我们不应把学术界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作者简介：李政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注释：
①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38页。
②杨向奎：《论“古史辨派”》，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第77页。
③分别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1930年10月28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4页;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6～457页;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90～225页。
⑤冯峰：《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⑥王学典：《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良史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页。
⑦分别见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2、136页;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0页;钱穆：《国学概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⑧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三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94、478、1178～1179页。以下引用《顾颉刚读书笔记》如无出版信息，皆“联经”版。
⑨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5～96页。
⑩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页。
(11)顾颉刚：《上古史研究》，《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七，第294～295页。
(12)顾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夏之卷。
(13)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第2406页。
(14)对此，顾颉刚多次提及，可参见顾颉刚：《中国辨伪史要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三卷，第1233页;第四卷，第1998页等处。
(15)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23页。
(16)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第172页。
(17)顾颉刚：《致钱玄同》(1930年8月6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4页。
(18)周予同：《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19)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0)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339页。
(21)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93页。
(22)(23)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94、295，295～296页。
(2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52页。需要说明，顾颉刚在序文中说：“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这里说的“真古史”是战国、秦汉的历史，而非上古历史。
(25)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26)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页。
(27)(29)冯峰：《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51～52页。
(30)施耐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
(3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193页。
(32)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00页。
(3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13、314页。
(34)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18页。
(35)冯峰：《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第341～370页。
(37)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前言》，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5页。
(38)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济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9页。
(39)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40)参见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
(41)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4页。
(4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252页。
(4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6页。
(44)参见乔治忠、时培磊：《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
(4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887页。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60页。
(46)“分工”说大概意思是：研究古史需要分“破坏”与“建设”，自己专就“破坏”方向努力，“破坏”方面也需要多人合作。这些分工都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1～126页。相关研究可参见沈长云：《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何晓明：《“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47)(51)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00、102，98页。
(48)(49)(52)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25、122、96页。
(50)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6页。
(53)顾洪：《〈顾颉刚读书笔记〉前言》，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第8页。
(54)王煦华：《〈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燕京大学)〉前言》，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第73～77页。
(55)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181页。
(56)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22页。
(57)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6页。
(58)参见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5～224页。乔治忠、时培磊：《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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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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