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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古学等新治史路径对顾颉刚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确影响到了顾颉刚。近年来，学界对此有如下观点：一是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受地下考古发现新证据的影响出现了变化(35)。二是认为顾颉刚熟知考古学并“适以为疑古之资”，但自觉地“与考古学拉开距离”，对其持保守态度(36)。三是认为顾颉刚没有将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对立两分，而是主张考古学既可用来建设真古史，又可以作破坏伪古史的工具(37)。三说各有立论角度，那么考古学对顾颉刚古史学的影响究竟在何种层面?顾颉刚又有什么回应?我们首先应了解1930年前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1930年，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起步不久，足以影响到顾颉刚古史学的，当属中研院史语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它证实了晚商存在并已进入铜器时代(38)。除此之外，历史考古学在1930年左右取得的成绩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它对顾颉刚古史学造成什么影响?
首先是安阳考古证实晚商存在的事实本身，会让人觉得考古实物发掘已经证明了顾颉刚的错误，“东周以上无史”已立不住脚。而且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当时多数人将谱写中国上古信史寄望于考古学，而殷墟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这种需要。因此，“虽然安阳的发掘并不能和《史记·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发掘，并且轻率地扩大了安阳‘证实’的范畴”(39)。但前文已述，顾颉刚“层累”说主要针对旧有古史系统、古史观念，而“东周以上无史”更多强调的也是缺少确切的文本史料记载，不是东周以上的历史不存在(40)。加之安阳考古证实的仅仅是晚商，因此它未能动摇顾颉刚的学术理念，1930年他就说道：“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41)
第二，顾颉刚古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更重要的，是一起推动了学术视角转变，即由纠结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问题，转而关注如何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史。对顾颉刚而言，问题则在于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此是否依然有效。1929年傅斯年就说，顾颉刚是“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他“所用方法只有历史的和结账的两种”，而“历史方法不过一个历史观念而已”(42)。此时，方法和材料正是学界主要关注点，这其中也加入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一方。如郭沫若强调古史研究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倡导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和观念(43)。更有人直接声明反对顾颉刚的“思想方法”，认为古史传说、神话并非全伪，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如马乘风、李季等，这些说法其实是节外生枝，与“古史辨”要讨论的问题游离甚远，平添淆乱，学界已有对此说法的剖析和批评(44)。
第三，考古学发展导致胡适古史观转变。1930年左右，胡适改变了“疑古”立场，公开承认对商朝的错误观念被安阳发掘纠正过来(45)。胡适作为引导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顾颉刚信赖甚至是依赖，一度作为疑古辨伪领军人物出现在学界。这就使得他的转变具有了重大示范意义。对顾颉刚而言，这意味着自己学术群体的分化，他作为该群体领军形象被进一步凸显，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批评者的众矢之的。这是顾颉刚无法回避的。
顾颉刚主要通过“分工”说予以回应(46)。对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解释、重建上古史中是否依然有效问题，顾颉刚首先通过“分工”说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他批评当时古史研究“惟取遗物而不取经书”的倾向，坚持文献、考古材料在古史研究中不可偏废，信心十足地指出史料辨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47)。对当时社会史研究，他略带警告地说道：若因“填表格”需要，罔顾材料真伪，“将来一定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白费的”(48)!其次，他指出“破坏”与“建设”，在上古史研究中“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49)。二者都是为了“建设”真实上古史，疑古辨伪至少替考古学家做了扫除工作(50)。但是，一事两面并不代表可以化约等同，顾颉刚认为这种“扫除工作”是研究古史不可跨越的一步，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51)可见，“分工”说实际在强调，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历史依然离不开疑古辨伪及其方法。
对胡适古史观转变造成的影响，顾颉刚则通过“分工”说有意淡化自己作为疑古辨伪领军的形象。他在提出古史研究应该分工时说道：“能够这样，我便可不做‘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只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员。”“人们的责望也自然会得对于古史学界而发，不对于某一个人而发。”(52)但顾颉刚并未因此放缓古史研究，而是加快了建构自己史学体系的步伐。据顾洪说，1930年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正因“急欲立一系统”(53)。此文属于顾颉刚为彻底清理旧有上古史系统，拟编“古史四考”中“帝系考”的一部分(54)。刘起釪曾评价道：它“使人看清了一部欺骗了后世近二千年的整齐完备的古史体系，原来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最生动的例子”(55)。1935年顾颉刚出版的《汉代学术史略》对此文宗旨一以贯之。这就说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并没有转向。
学界有观点认为“分工”说反映了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上的“收缩”、“自守”。如果顾颉刚学术理念没有改变，他“收缩”、“自守”的表象又如何解释?这可视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体现。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考古学尚未成气候。因而有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等考古学上了科学轨道，再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古史的主张(56)。但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殷墟考古轰动一时，社会史研究日渐兴起，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因此，顾颉刚提出“分工”说，调整了疑古辨伪与另外二者在该领域的相对关系，将其定为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是顾颉刚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面对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而不是疑古辨伪本身，更不是顾颉刚疑辨古史的退缩。
1930年，他就学界指责“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求全之毁”说道：“不要对于这个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击，把全国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责备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数百年来所层累地构成且有坚固的基础者而责望他在短时间内完成破坏的工作，逼得他无以自免于罪戾。”(57)“未成功者”是顾颉刚的自指，这种略带无奈的澄清，已然说明顾颉刚当时旨在考辨旧古史系统的伪谬，并未主动承担建设新古史体系的任务。
另外，由于此时学界对上古史的关注点，由“打破”逐渐转移到了“解释”、“重建”，因此，围绕顾颉刚古史学的争论焦点自然也随之转移。相较提出“层累”说时，顾颉刚也应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但在这些视角不同的文字背后，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学术理念：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开创新古史学扫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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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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