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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后世“古史观念”的持续关注
前述冯峰认为，1930年前后，顾颉刚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那么，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焦点是否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他是否受学界影响才转而关注后世“古史观念”?解决此问题，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在他1930年前的治学计划中找寻线索。顾颉刚一生为自己制定过不少治学计划，虽然很少彻底实现，但却足以体现他的学术思想及走向。正如刘起釪所说：顾颉刚一生学术上的成就，无一不是由他所订研究计划中出来(20)。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1924年因标点《崔东壁遗书》，无法如期恢复古史讨论，写下《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此文反映了他提出“层累”说时的史学理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探讨后世“古史观念”与其古史研究的关系。
这个“计画”共分六个学程。第一学程(1925-1930年)是读魏晋以前史书，时间最长，其中读《汉书》、《后汉书》要花四年，又占大部分时间。顾颉刚解释道：“分析之后，汉归汉，周秦归周秦，然后古史始可有切实的整理。”“汉学”研究在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前已论及，不再赘述。第二学程(1931-1933年)中，他说：“汉人的附会拨去了，各种古书始可显出它们的本相，考证之事方才有所凭借。所以第二步接做这事，把古书的时代与地域统考一过。”第三学程(1934年)中说：“依据考定的经籍的时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来，以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2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顾颉刚前三个学程的研究对象完全是文献及其中的“古史观念”。第二，从汉到秦再到周的研究，逐步逆推，环环相扣，紧密相关，顾颉刚强调了考辨“汉学”真伪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性条件。第三，顾颉刚的落脚点是“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亦即文献中的“古史观念”。
第四学程研究古器物学，“把传世的古器的时代厘正一过，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第五学程研究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研究古史的内部”，“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更把汉以后民众心中的古史钩稽出来，直到现在家家悬挂的‘神轴’为止，看出他们继续发展的次序。这个研究如能得到一个结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确定了”(22)。可见，顾颉刚研究古器物学、民俗学更多是其古史研究的辅助手段。他要考订民众心中古史发展的次序，显然是对人们“古史观念”的考辨。
在第六学程中，顾颉刚给出了所要得到的结论：
应将下列诸问题作为系统的说明：
(1)某时代的古史观念如何?(2)这个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或因何事来的?为什么要求[来]?(3)这个古史观念在当时及后来发生了什么影响?以上三条，为当时的古史观念。
(1)这时的史事可以考实的有多少?(2)这时的实物遗留至今的有多少?(3)对于这时的民族和文化的大概情形的想象是怎样?以上三条，为当时的史事(23)。
“当时的古史观念”就是后世的“古史观念”，“当时的史事”即上古史事。这恰说明：第一，顾颉刚古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考辨后世“古史观念”，而后才是上古史事，这在“计画”中有明显体现。第二，怀疑并打破旧有古史系统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他最终是要考明“当时的史事”记载。可见，某些人所说顾颉刚古史研究“转向”后关注的内容，实际本是他早期古史研究计划的第一步。顾颉刚自己也说他的目的在于辨识从春秋至秦汉时期“发生的伪史”(24)。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直接针对当时学界疑古思潮提出，批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5)。通过“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证实《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被誉为“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26)。对疑古思潮的冲击，不可谓不大。这或许有提醒“以文献材料并不足以重构历史事实”的作用(27)，但顾颉刚此时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与此并无关系，因为“二重证据法”1925年被提出，而上述“计画”写就于1924年。因此，不能说顾颉刚关注文献中“古史观念”一定受了二重证据法影响。
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自己打算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做17个题目(28)。到1930年前后，他发表的重要古史论著基本都与其中题目相合，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与“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中心问题(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这种中心问题而生出来的古史”、“春秋、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和因了这种制度(如尊号、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阶级等)而生出来的古史”及“汉初的经书和经师”等条相合。这说明1930年前后，顾颉刚研究古史依然在循着早期的治学计划“顺向”发展，其学术理念并无方向性转变。
那么，认为顾颉刚关注点从上古史实转向后世“古史观念”的观点从何而来?或者说，为什么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古史研究最初的焦点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这或许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关。冯峰在其论文中深入分析了“古史辨”运动兴起的背景，论述了当时多方对顾颉刚古史学的批评，如学衡派、国民党政权等。指出身处“旧思潮”和新政权重塑现代“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古史辨”借学术之力推动思想解放的一面更为突出(29)。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批评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将目光聚集于“上古历史事实”。但这主要是批评者言，且部分已溢于学术之外，不应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等量齐观。
同时，“古史辨”运动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也不应等同。“古史辨”运动虽然是由顾颉刚引发的，但刘掞藜等批评者对“古史辨”运动的走向同样具有很大影响。例如，顾颉刚阐释“层累”说时以禹为例的举动，激起了传统学人的强烈批评。禹存在与否也被认为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30)。但如胡适提醒：“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31)这正说明了“古史辨”运动未必完全沿着顾颉刚的主要古史观念发展。
其实，顾颉刚在当时即屡屡提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所在。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集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32)。在《答李玄伯先生》中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并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主张(33)。在《答柳翼谋先生》中说，“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34)。上述“传说”实际更多是后世的“古史观念”。这就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及“古史辨”初期，批评者或许聚焦于上古历史事实，但顾颉刚本人却主要关注“古史传说”、“古史观念”，他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自觉。因此，从上古史实转向关注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用之评价整个“古史辨”运动及其反响或许可以，但将之完全等同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则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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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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