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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分析中国村庄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刘下村的个案分析，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转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现阶段村庄权力如何在乡政——村两委会——自然村委——村民四级利益主体间，以及民间组织间进行分割，并提出了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即在“乡政村治”中把“村治”权下沉到自然村，现有行政村则变为“乡政”的代理人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村庄社区；村民自治；权力结构；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5—0035—06
村庄社区权力结构，是指村庄社区中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了的互动关系。分析村社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试图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借鉴已有的分析框架，从内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以江西刘下村的个案为基础，来描述和解析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及权力冲突。
一、个案村基本状况及其分析
（一）结构转变中的村社经济结构。
乡村社区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区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力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
刘下村位于江西省万年县湖云乡境内，离县城50公里，离乡政府3公里，是有7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有4个村民小组。过去农户收入主要靠种养业，种植业主要以水稻、棉花、花生、油菜为主，养殖业主要以生猪、鱼和珍珠为主，由于地处滨湖地带，经常被水淹，农民纯收入只有500—600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达1877元，打工收入占农户纯收入的60—80％。该村在外省打工人数达13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3，如汪家自然村，有农户267户，其中就有130户是全家外出打工，常年锁着门。这几年平均每个劳力外出打工带回的钱有5000元，如果是夫妻两人一同出去，每年就有近1万元的收入，这样算来刘下村每年打工就能带回6500万元。
尽管刘下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村集体收入却逐年减少。刘下村委会的收入，税改后（2002年）主要是农业税附加20％的返还3．0609万元，加上转移支付1．3万元，再加上计生罚没款返还、土地征用等收入0．5万元，比税改前减少27％，而支出却达7万元。与此相反的是村级负债却年年攀升， 严重阻碍了村两委和村小组权力的运作，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刘下村委会共欠各种村提留款131万元：其中刘家村小组拖欠52万元，涉及欠款的农户为83户，最多的4户欠3万，13户欠1万，40户欠5000元以上的；村小组只有靠借高利贷补上。刘下村2001年换届后，由于新老班子之间的矛盾没解决好，致使财务账本至今没有移交，新班子无法运作。造成村级债务的原因是：第一，外出打工的人钱收不到，有的全家外出几年都不回来，在家的老人认为年轻人都不交，凭什么要我们交。第二，村干部经常调整，有人拿出白条说村里还欠我的高利贷钱，由于有的是账本遗失，有的是账本在原会计手中，拿不回来，所以无法认证，这部分人不仅不交，还要村里还钱。第三，排涝费和抗旱费是秋收完后交，但由于上半年就要排涝，村小组就要借高利贷先用着，下半年收上来后再平账，但往往难平账，这样就造成新债。第四，村干部为了完成乡政府下达的税费任务，而农户又不愿交，不得不用少收多报来做人情，造成短款，再借高利贷来完成任务。第五，村会计文化水平低，做不来账，债权债务混乱，少部分人趁机钻空子。第六，高利贷利息太高，吃喝等欠款。“一事一议”也搞不成，每年15元钱硬是收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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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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