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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文化考论
如上所述，从《尚书》《诗经》《史记》《论衡》《后汉书》等书所载舜、后稷、伍子胥、刘秀故事，到敦煌写卷中的《伍子胥变文》《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甚至描述汉将故事的《汉将王陵变》与《李陵变文》，他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如此广泛的时空之中，但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核心要素：这就是他们在非常人生中所经历的非凡“磨难”，以及他们经历此种磨难之后所达致的相同、相似或相反的结局。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制造这些磨难?这些磨难对于他们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考虑到这些故事均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因此从神话与仪式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思路。
西方学术界对于神话的结构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后期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约翰·乔治·冯·阿恩的《神话的科学研究》(Sagwissenschaftliehe Studien)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根据世界文学之林中许多英雄人物的传记，分析了各类神话中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指出他们的故事一般包括“分离—传授奥秘—归来”三个核心单元，他说：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归来。[23]
坎贝尔认为，这种历险模式是成年仪式所代表的公式的扩大;所谓的“英雄”，既包括各类政治人物，也包括某些宗教和文化领袖。美国学者韩禄伯综合西方学术界对于英雄传记模式的研究成果后指出：
在原始部落的成年仪式中，年轻人通常离开生身父母，被暂时遗弃于野外，在远离故土和已有文明的状态下学习、历练，最终认识到真实的自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凯旋。而且，一种象征的或是真实的与代表混乱或邪恶的角色的斗争过程强化了成年仪式。年轻人必须用战斗的胜利证明自我。[24]
如果以此来观察敦煌写卷中的讲史类变文，及其渊源所自的古史传说，可以发现相关人物的经历都基本符合坎贝尔所说的“英雄模式”，也就是说，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故事结构，都跟成年仪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从敦煌相关变文的内容来看，故事中的人物与“代表混乱或邪恶的角色”之间的斗争，往往是极其激烈的，《前汉刘家太子传(变)》即为其中的典型。
根据坎贝尔的“英雄模式”理论，英雄故事的第一个核心单元是“分离”或“离去”，故事的主人公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区域，去流浪或避难，从而经受磨砺，《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一开始即叙述了故事的背景：
昔前汉欲末之时，汉帝忽遇患疾，颇有不安，似当不免。乃遗嘱其太子(曰)：“汝缘年少，或若治国不得，有人夺其社稷者，汝但避投南阳郡，彼先有受恩之人，必合救汝。”其时遂有汉帝丈人王莽，在於宫中，见其孙年少，遂设计谋，拟夺帝业。[25]
“刘家太子”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斗争背景下，被迫离开宫廷逃亡南阳，在逃亡过程中先后获得“张老”父子和“耕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刘家太子”在“耕夫”的指引下前往昆仑山，得见“太白星”并获其“言教”，最终得以兴兵恢复帝业，这完全符合坎贝尔所说英雄模式的第二个核心单元“传授奥秘”。尽管第三个核心单元“归来”，在变文中以“遂兴兵却得父业”一句带过而显得很简略，但在结构上仍然是非常完整的。由此可见，《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不但符合坎贝尔所说的英雄模式，而且也反映了成人仪式对其结构与情节的深刻影响。不但如此，敦煌写卷中其他几篇讲史类变文，也与成人仪式有深刻的关系，特别是《舜子变》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成人仪式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典籍对于舜的故事的记载，最早的篇章当数《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继承了故事的基本内容。如上所述，“成年仪式”的核心，是当事人在远离文明状态下与自然界和敌对力量及其象征的一种历练与斗争，仪式的主持者则借机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实际上，《尚书》对于尧舜关系的记载，就已经透露出这种“考验”的意味：
帝曰：“咨!四岳：肤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父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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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9月05日 07:0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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