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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用民俗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心理最为成功的当然要算沙汀的《淘金记》。1941年，沙汀在给以群的信中讲述了抗战时期四川绅士们不是为国家效劳，而是挖空心思淘金牟利，大发国难财的事实。为此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川西北的小镇上，哥老会的舵把子林么长子，乡绅白酱丹为争夺何寡母祖坟地筲箕背上的黄金开采权，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的闹剧。从表面上看，矛盾焦点似乎集中在黄金开采权的争夺上。但从民俗学角度看，民间普遍存在的心意民俗其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术数的一种，民间把看风水称为堪舆，风水先生叫做“堪舆家”。这一古老职业是专门察看宅基、墓地的方位、地势、朝向以及与周围环境的配合，以此预测凶吉祸福。何寡母一向认为其祖坟地就处在“龙脉”上，现在筲箕背的黄金便是证明。正是这块风水宝地，既让女主人公寝食不安，又给绝望的她以莫大安慰。除了风水之外，民间还特别看重“孝亲敬祖”的传统观念。民间认为祖坟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即便“兄弟析饮，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同治《苏州府志》第3卷）。墓地的选择更说明敬祖对后世的意义。再说，挖掘祖坟是对祖先大逆不道的行为，更何况容忍别人开挖自家祖坟。因此，不管林么长子和白酱丹如何软硬兼施，不论儿子“人种”多么令她失望，何寡母始终坚信，只要守住祖坟这块风水宝地，就意味着她的家族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正是作家对心意民俗的挖掘和恰当运用，使得何寡母成为心理最为丰富，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4］（p．63）。沙汀把对民族自身劣根性的批判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思维和日常行为层面，如对乡土世界所遗存的原人心理进行大胆的揭示。在原始部落征战中，女性往往被视为财富加以掳掠。这种对女性人格完全漠视的原人心理，在现代男性社会结构中依然存在。女性（特别是有几分姿色的女性）成了男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受到恶霸官绅的追逐和占有，这种现象四川内地尤为突出（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有感于四川农村普遍存在的“霸妻”现象，作家创作了《还乡记》。作家借助民俗描写表达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思考，同时，作家还将陋俗与乡土世界兵燹匪祸、苛捐杂税的现状相联系，揭示它们赖以盛行的社会根源。正如“左联”作家徐懋庸在《神奇的四川》一文中不无讥讽道：“久闻四川是个神奇的世界，那里的人民过年过得特别快，从同一纪元算起，在同一时期内，别地方的人们到二十四年，四川人至少已到四十多年了。”“四川各路军的预征粮税，据说在民五以后，自民五至今，已征到一百余年。这样加速度地下去，说不定在民国一百年之前预征到一千余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两句古诗，也可为四川农民咏了。”［5］（pp．147－148）沙汀小说浓郁的民俗描写，客观上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深刻思考。
二
如果说沙汀借助民俗事象表达了对假恶丑的社会现象深刻揭露和批判，那么艾芜则执著于对民俗生活中真善美的关注和追求。作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似乎可以追溯到早年所受到的民间故事的影响。从民俗学视角审视艾芜的“流浪汉小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我们必须看到，风俗习惯对人的经验和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如此千差万别。……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6］（p．23）社会心理学家也发现，早年的生活和体验对人的一生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观点运用到艾芜身上也是比较适合的。民俗不仅催生了艾芜的流浪行为，而且也影响到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方式。“百善孝为先”，中国旧时代的家庭教育十分注重伦理道德的正面教化。作家幼年时代，祖母常常给他讲“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如“安安送米”等等。但真正对艾芜产生深刻影响的是AT461型民间故事“魏小儿西天问活佛”。魏小儿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可不知为什么自己越来越穷。在西天取经的途中他遇到鸦雀、蟒蛇和哑巴少女，他们都求魏小儿询问摆脱苦难的方法。经过长途跋涉，魏小儿终于取经回来。不但教给鸦雀蟒蛇成凤成龙的方法，还让哑巴少女开口说话。这个“求活佛型故事”对艾芜有极大的吸引力，激起他无限的渴望和遐想，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日后流浪的种子。在《我的幼年时代》一文中，艾芜写到：民间故事中的魏小儿，“他小小的年纪，竟能孤独地西行，常常把我幼稚的想象，带得很远很远”［7］。1925年，艾芜离开家乡，真的开始了童年时期就心驰神往的“魏小儿式”的流浪生活。先后辗转于云南、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1932年，艾芜根据自己流浪生活的体验，开始创作“流浪汉小说”，后结集为《南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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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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