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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部空白，少数提及。
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既然处于上述状况，这就决定了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总论、各体文学总论、断代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美学研究、文论研究是以历代的汉文学现象为对象的，民族文学研究基本是空白。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书，“作者自汉代文学谈起，讨论了汉至唐白话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强调了民间文学特别是汉魏乐府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5]作者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白话文学才是富有生气的文学，强调了民间文学的功能及其对作家文学的影响，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但作者所说的民间文学只是汉族民间文学，不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者选取的材料下限到白居易，可对同时代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提到的秦汉时代壮族祖先有名的“灰姑娘”型故事却视而不见。唐以后1000年，德国人的“灰姑娘”名满天下，并在20世纪80年代到广西寻找“灰姑娘”的根，他们承认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是段氏在其著作中记载的故事。[6]
同年出版的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在谈南北朝文学时，作者只阐述南朝的宋文学、齐梁文学、陈文学，而把可能涉及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北朝绕过去了。1943年陕西出版的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共96章，每章都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典型的实例，陆侃如在序言中评价：这本书“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但本书理论分析仅以汉文学作品为依据，未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只能是汉文学研究者入门之资，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无涉。类似这样的著作甚多，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未改变，所以何其芳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汉语言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的。”[7]
至于闻名世界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及众多以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几无踪迹。《格萨尔王传》早被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石泰安赞为“亚洲各民族民间文艺的宝库”，专门作了评介。《玛纳斯》100多年前就在国外刊布，从19世纪起，俄国学者瓦里汉诺夫、拉德洛夫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学者就不断开始搜集、记录、翻译和刊布，在法国、英国、土耳其等国家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几百部史论，都没有其踪迹。
翻开1910年武林谋新室出版的抄传本《中国文学史》(1904、1906年曾两次以讲义印行)，此书观念陈旧，将小说、戏曲、曲艺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当然更不可能涉及民族文学，却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只是为反对“元时儒教几亡”之说，提到“耶律楚材以契丹人业儒”，并以《元史·列女传》来证明“治化所及者深矣”。
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为当时代表作。第三编有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文学；第四编设辽金文学、元文学及戏曲、小说之大盛2章；第五编5章为清代文学。在这些章节中，提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作了一些分析，比抄本进了一步。
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王易《词曲史》，设有“金诸词家”，分析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游国恩《楚辞概论》，在论述楚辞与楚地民歌的关系时，提到了《越人歌》，认为楚辞与此歌及当地民俗、音乐、地理关系密切。楚地民俗、民歌、山水是楚辞的摇篮。不过，当时还没有人论证《越人歌》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关系。《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系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学史论，论述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史研究概况。其中认为，这期间影响最大的并非梁启超文章或翻译小说，而是白话小说。其中提到了满族作家文康(燕北旗人)的《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评话》)，认为其与《七侠五义》等代表了北方的平民文学，是供民间娱乐的作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文学史、文学史论基本忽视民族文学，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名篇及民族民间文学珍品，基本被置于众多学者的视野之外。个别史论偶尔论及，也是少而零碎，给人大海孤帆之感，旷野一花之慨，可见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意识之淡薄。
(三)慧眼识珠，几株独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诗歌长期垄断中国文坛。隋唐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向不为人所重。民间文学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少数民族文学当然就更被人冷落了。然而就有那么一批专家学者，慧眼识珠，被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那奇异的色彩和独特的内涵所吸引，在众皆漠视中独有所钟。近代戏曲研究的开山者王国维，对于抄本《中国文学史》中痛诋重视小说、戏曲为“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的说法颇不以为然，毅然作《宋元戏曲史》这部总结性的巨著，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在谈到元杂剧何以取得如此成就时，他写道：“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作者把辽金与唐宋相提并论，是一种进步的文学观和民族观，他看到了辽金文学对元杂剧形成的重大影响。作者对南戏与北杂剧特点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得出“北剧悲壮沉雄，南戏清柔曲折”的结论。他还对《越人歌》作了精辟的论证，虽然对榜枻越人的身份说法偏颇，但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194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方桂《龙州土语》一书；1970年秋，台北又出版了他对1935年在广西收集到的天保(今天等、德保一带)壮族民歌的分析论文《天保土歌——附音系》。前篇分导论、故事及歌、字汇三个部分，作者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一共16段故事及民歌，逐字注汉字，又译为汉文和英文，加上2000条字汇，用以构拟出龙州壮语的音系，开创了用壮族民间文学研究语言之先河。后一篇长文不仅通过天保壮歌研究了民歌格式及韵律，而且保存了古壮字原文，并与台语支(壮侗语族)各族民歌作对比，揭示这些民歌的规律，同时构拟出天保壮语音系。这些严谨的研究，迄今仍经常为世界各国研究台语(壮侗语族)所使用。这是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价值的一次扩展，意义重大，为他1977年在夏威夷出版的《台语比较手册》奠定了基础。该手册通过民间文学将云南剥隘壮话、龙州壮话与泰国泰语比较，研究原始台语，是本世纪以来研究侗台(壮侗)语族的重要著作。
闻一多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偏爱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闻一多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前往西南联大，他由马学良先生作助手，一路采风问俗，收集少数民族山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马学良先生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回忆道：“这里山川秀丽，而人民却一贫如洗，终年靠粗米、苞谷、野菜、盐水度日，但即使这样艰难、热情淳朴的兄弟民族还要千方百计地切一盘姜丝，或者煮一碗豌豆来款待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与马学良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苗族民间文学材料。后来他用这些调查得来的材料与史料相印证，撰写了《伏羲考》、《龙凤》、《说鱼》、《端午考》、《什么是九歌》、《“九歌”古歌舞剧悬解》[8]等众多精采的学术论文。在《伏羲考》中，闻一多一口气引用25条洪水神话传说资料，其中20条是苗、瑶、彝(倮)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文后附表列出了苗、瑶、侗、彝、傈僳、高山、壮(侬)等众多民族49个作品，足见作者对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视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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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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