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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孟—高棉语族所有语言中，既不能发现与krung有同一来源的语音形式，也看不到与krung相应的语音模式。因此，krung不可能是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的固有词。相反，与krong相应的发展规律却可以很容易地在汉语方言中找到与它对应的例证，它的历史演变能在这些语言中得到清楚的解释：这表明，南亚语中的一些语音形式很可能来自汉语。以佤语为例，佤语在中国边界线以内使用，但属于南亚语族。很明显，佤语中表示河流的klong（“河”）和rom（“水”或“河”）都是外来词。Rom明显借自泰语，我们可以把泰语中“water”（水）的形式和佤语中rom的形式作一比较，如表3所示：
表3 泰语中表示水的词的语音形式
语言 表“水”的形式
North Chuang（北壮语） ram
Bao－ding Loi（保丁黎语） nom
Weng－ang Puyi（文昂布依语） ram
Thai（泰语） nam
表中所示的例子都属于泰语中表示“水”和“河”的基本词汇［22］［23］［24］［25］［26］，它们不但发音相似，而且用法也相同。特别应注意的是，佤语中rom指大江的频率比klong高，例如rom krong（澜沧江）、rom krum（滚弄江）和rom sary（小黑江）［5］［6］。鉴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认为，使用更为广泛的rom是一个外来词；但毫无疑问，不怎么流行的klong也是一个外来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rom借自泰语而klong借自汉语。既然krung不是孟—高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那么，被传统认可的song来源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都借自汉语。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从历史地志中找到证据。
（五）来自历史地志的证据
据《史记·南越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从先秦到西汉时期，越人的居住地分布在从交趾到会稽的广大地区。如果jiang来自古老的百越语，它应该在中国南方百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河流名称中反映出来。可是在下面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南方的河流，特别是大的河流到很晚的时候才被称作jiang。以位于中国西南边界上的澜沧江为例，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420－589）被称做“兰仓水”，到隋朝仍被称作“澜苍水”，直到唐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称之为“澜沧江”［7］［8］。还有许多相似的例证，如云南和西藏境内的怒江，从西汉到元朝以前都被称为“周水”，元朝时更名为潞江，直到清朝才被称做现时的名称“怒江”。其他一些河流如郁江、东江和北江，都属于粤江流域，在元朝以前，它们分别被称为郁水、河源水和溱水，直到元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用现在的名称。云南和贵州境内的南盘江，在唐朝被称为“温水”，直到元朝才叫现在的名称。从秦朝开始，湘江一直被称为湘水，直到清朝才有现在的名称。漓江从三国到明朝以前都被称为漓水，直到明朝才有现在的名称。赣江在西汉和西晋时先被称为湖汉水，然后更名为赣水，最后直到清朝才称为赣江。至于雅鲁藏布江，在三国时先叫藏曲，其支流分别叫工曲和娘曲，后来在隋朝被改为雅曲，在唐朝叫藏河，在北宋又叫藏布，直到清朝才被重新命名为雅鲁藏布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假如“jiang（江）”源于南亚语，并且通过百越语这个媒介借入汉语，它的历史发展应该折射出从南向北的运动变化。换句话说，“jiang（江）”首先应该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广泛使用，然后逐渐渗透到长江流域。可是，来自历史地志上的证明却正好显示出它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长江和它的支流最先被称做“江”，然后南方的一些河流逐渐也改名叫“jiang（江）”。有趣的是，南方河流改名为江的次序取决于它们离长江的距离。换句话说，那些离长江近的河流系统得名“江”要早一些，而那些离长江远的河流得名“江”，要晚得多。例如，粤江的位置与其他河流相比离长江最远，所以它最后一个改为现在的名称（或许是在元朝以后）。在这点上还应该注意的是：粤江流域是受百越人影响最大的地区。在古代，大部分的越南河流也被称做“水”，例如黑水河在汉朝叫劳水，红河在同一时期曾经叫濮水和麋水，在这些名称中找不到“jiang（江）”的痕迹。至于在南亚语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相关例证的书面文献，惟一可以参考的是地理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各种形式与重构形式krung之间相似性程度，取决于这些语言与汉语或越南语在历史和地理联系上的紧密性。应该说明的是，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来看，越南语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其他南亚语发展了它们与汉语的联系。以上所提出的所有证明显示，“江”的源头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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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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