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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麟指出，“江”的地域分布折射出一定的地域模式：例如被他们详尽阐述的“江”主要是在楚地使用，而楚地是古代百越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那么，难道我们就能推断出“江”不是一个汉语中的固有词，而是借自于百越语的外来词？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对应的纽带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据来证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纽带本身未必暗示着这种联系。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是很普遍的；同样，几个少数民族共用一种语言也是很普遍的。例如，瑶族使用两种不同语族里的三种语言，其中包括属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布努话，属于苗瑶语族中瑶语支的勉话和属于壮侗语族中侗水语支的拉珈话［9］（pp．191－232）。笔者不打算讨沦当时生活在楚地——大致位于现在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的主要少数民族，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楚辞》和《诗经》韵律的相似性足以证明在很早以前，汉语已经延伸并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地区［10］（pp．124－449，454－565）。
除了以上所指出的漏洞外，梅祖麟并没有阐明“江”在孟—高棉语中是一个演变得早还是晚的词，也没有说清楚它形成于什么时期。鉴于以上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可以认为其论据不具有说服力。
（二）关于“江”的汉语词源的论证
孟—高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与古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两者的相似性，应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它们具有同样的原始形式，并且从同词源的词根衍生；二是它们是语词外借的结果。笔者的意见是：“江”在不同语言中被同源关系所连接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一种语词外借过程的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是借出者。
根据马伯乐（Maspero）的观点，s－在现代越南语中是从＊cr－派生导出的，这是古越南语中一个辅音连缀［11］；同样，song是从krong派生导出的。既然在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用来指一些河流的词的结构形式非常接近于krong，所以，马伯乐用辩论证明，song是从孟—高棉语族语言衍生导出的，他还正确地指出song是从越南语中的krong衍生导出的，并且他的观点已被大多数汉学家所接受。但是马伯乐却不能指出song、krong和汉语中jiang的联系。这可能是因为古汉语中jiang的形式在20世纪初的重构与song和krong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值得庆幸的是，最新的汉语历史语音研究成果能够折射出越南语中s－和古汉语中＊kr－（或＊k－r－）两者之间的联系［12］。上古汉语中＊kr和＊k－r－的重构在中古汉语中分别被修正为k－和l－，举例来说，汉字中的zhong（肿）和shu（竖）在上古汉语和古汉—越语中分别对应＊krjung、sung和＊grjug、so。通过仔细考察上古汉语和古汉—越语的关系，可以证明，越南语中s－来源于上古汉语中的＊kr－（或者＊k－r－）。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古汉—越语中用s－作为首辅音的词和汉语中用l－开头的声符相对应［13］（pp．460－587）［14］（pp．64－161），例如饬（chi），它从力得声（从食力声），在古汉—越语中发sye的音；另一个例子是莲（lian），它在汉—越语中发lien的音，但是在古汉—越语中发sen的音。一些学者认为，l－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复辅音，由一个塞音加上一个流音（即舌尖—齿龈通音）组成。Bodman提出的汉语中l－的重构形式是＊c－r－［12］，而潘悟云重构的形式是＊k－r－。这两种重构形式与s－从越南语中＊cr－衍生导出的事实相吻合。莲（lian）有一个音同音近替代字——简（jian），这可以从《诗经》中找到例证。《诗经·陈风·泽陂》：“有蒲与简。”郑笺：“简当作莲。”（《鲁诗》正作“莲”）
因此，jian和lian在上古汉语中拟音分别是。＊kren和＊k－ren，同时必须注意的是，lian在缅甸语中的对应形式是kra。很清楚，如果追溯越南语中的song和上古汉语中的＊krong，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一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于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而形成的。
（三）来自汉语语言学上的证据
根据内部同源关系的例证，笔者认为，“江”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固有的基本词；它在南亚语（其中包括越南语）中的各种形式，形成于较晚的时代。汉语中的“江”在周朝的金文中已被发现，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商朝时的甲骨文中发现它。在上古时代，“江”主要用做专有名词，特指长江［15］（p．224）［16］（p．306），并且，它的得名过程与“河”特别相似。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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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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