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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峒傣人男子现均改穿汉装，年纪较大的穿对胸上衣，与一般汉、壮族农民无异，……，据说在四、五十年代前，傣人男子的衣着与现在不同，包头巾、上衣长过膝、右衽、袖窄，与越南人无异。……傣人妇女的发式，与当地汉、壮妇女的发式均不同，头发先束成条状，用绿色丝巾或花布卷好，然后绕头一匝，俗称为“砧板譬”，发外再包黑头巾一条。……青壮年妇女穿右衽或对胸的短内衣一件，外穿无领右衽长过膝、窄袖的上衣，……，腰间再束以长腰带一条，带结打在背后，带段下垂，……”［16］
“金龙峒傣人与越南傣人在文娱活动上，基本上是相同的，找不出什么区别。”［17］
“傣人不论男女，均喜欢歌唱。……此外没有民族舞蹈，也没有作文娱用的乐器。”［18］
以上引文所述情况与我们调查的情况相符：“金龙的女子穿长衣”为龙州地区的一大特色；侬峒节为板烟、板池所特有；“叮”虽为乐器，但是作为神圣的法器存在而不是文娱之物，且没有和防城、凭祥等地所谓的“天琴舞”。
《调查》载：
F“金龙峒的傣人、信奉佛、道两教。据老年的人说，佛教是傣人早期的信仰，从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活动者的种类来看，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目前傣人尚存有本民族所特有‘坊公’和‘魓公’两种，……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各族间的相互影响，有些原为傣人所特有的风俗，也为他族所吸收，而他族的风俗也可能为傣人所吸收，变作为本民族的风俗。正如傣人的老年人所说的：“在很久以前，我们傣人是不信奉道教的，也没有‘道公’这个名堂，后来看见邻居在五联乡的壮人，做起道来很好看，傣人便有人喜欢学道了”。傣人拜侬人（壮人）的道公为师父，学道以后，才有道公出现，但是傣人何时开始与侬人学道的，他们已记忆不清了。因为傣人的‘坊公’和‘魓公’是念越南的经书的，而侬人的道公是念汉文的经书，……”［19］
G“魓公”：……。是傣人特有的宗教活动者之一，但所作的法事与侬人的巫公完全无异。法事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生产、生活、生育等三方面，与道公不同。傣人有句很流行的谚语，“道公送命，魓公救命。”由此可看出两者活动范围及分工。魓公有与巫公相别的经书。书是越南字（字喃）。作法时，口读越南音，头戴尖帽，（俗称戴顶），身着红色法衣，坐在地板上，手弹二弦琴，左边脚的大拇指挂着一串铜环，头拜身摇，口喃经书，音与琴声相应，墙上挂有佛像，……（注：见《调查》第133页“傣人的宗教活动种类”。《调查》记载：傣人的神职人员除魓公外，还有坊公：主事丧葬；仙公：做法降神、求平安、问祖先等；密公：做法治病；道公：傣人的道公是向壮人学来的，仪式均与壮人的相同，道公的唯一活动范围是在丧葬方面。）
可见，如承认金龙峒农、李二姓的族源为傣人，“叮”则为傣人独特宗教仪式活动中的法器，而“此法传至越南”（见编号为F的引文及注释）应是指傣人迁至金龙峒定居后带来的宗教习俗等文化，而在长期的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傣、壮文化互相影响、吸纳，出现今天的佛、道、释及多神结合相杂的民间宗教信仰文化，那么按现有的线索推测，“叮”在桂境内最早应不超过宋以前出现，但在查阅唐至元的记载广西风土志的相关文献（注：所查阅的文献指：《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桂林风土记》：【唐】莫休符撰；《领表录异》：【唐】刘恂撰；《桂海虞衡志》：【南宋】范成大撰；《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刚中观光稿》：【元】陈孚纂；《赤雅》：【明】邝露撰；《广西太平府志》：【明】甘东阳纂；《粤西笔述》：【清】张祥和撰。）中，民间宗教或异志门中，多以“鸡卜、蛊毒”等记之，未见有“叮”“鼎”的记载，如此属较“奇异”或特有的风俗，应会有所涉及，因此这里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流行地域不广且较偏远，不易被著者所发现；二、此时的“叮”未曾出现；三、尚未传入龙州境内。
综上所述，“猥云传自交趾，其信然耶抑盘瓠之流传耶”可推测得：“叮”在汉代已然出现，但流传范围应是在现今的越南境内，至明代，传入桂域，而据现有的考证，“叮”传入龙州应从1803年上溯到明代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此外，“叮”还应属于西南百越民族本土的乐器，《壮族风情录》关于“叮”的起源也持此观点。（注：此观点是根据“叮”的制作材料及与周边若干民族相似的乐器的形制、流传地域之比较所得，即“叮”或为完全出自壮族自己创造，成为西南地区古代各族原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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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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