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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曲是我国少数民族作曲家较早涉及的创作领域，朝鲜族作曲家许元值在1959年创作了《我的故乡》，这部作品在运用少数民族音乐语言和与西方传统的作曲技巧相结合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乐曲的旋律有鲜明的朝鲜族特征。回族音乐家马耀中和汉族音乐家李中汉合作于1956年的《新疆之春》具有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鲜明的节奏、爽朗豪迈的感情和浓郁的维吾尔族风格，是当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50年代有不少作曲家根据少数民族民歌素材改编了一些小提琴独奏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廖胜京根据哈尼族民歌改编的《红河山歌》和沙汉昆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的《牧歌》。70年代，陈刚根据少数民族音乐的素材改编了两首很有影响的独奏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和《苗岭的早晨》，这两首乐曲和何东、李超然于1972年创作的《黎家代表上北京》是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80年代宗江和何东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的传奇》，这首乐曲取材于黎族民间故事，以黎族民间音调为基础，充分发挥了黎族民歌抒情性的特点，是一部较好的作品，但在创作手法上没有太多的创新。80年代以来，夏良采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所写的《幻想曲》和胡海林描写侗族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月夜歌》是小提琴曲中比较突出的作品。
中国新音乐中的交响乐，是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由于这种体裁结构复杂、构思宏大，故在在我国起步较晚。50年代交响音乐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批作品涌现出来。其中采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有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和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瑶族舞曲》取材于瑶族人民的生活，旋律优美，织体简明，很快就赢得了听众的喜爱，并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合奏。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是一首单乐章的奏鸣曲，作者将同名蒙古族民歌放在展开部的高潮处出现，而在呈示部用另一首蒙古民歌作为草原主题和斗争主题，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蒙古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场面，显示了作者的创作才华。
“文革”结束后，中国交响音乐的创作得到全面复苏。由郑路、马洪业根据西南少数民族音调为素材创作的管弦乐《北京喜讯到山寨》，不但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战胜“四人帮”的喜悦心情，也预示着交响音乐创作的美好春天的到来。《帕米尔风情》（刘念劬曲）、《喜玛拉雅山随想曲》（金复载曲）《云岭写生》（李忠勇曲）、《云南音诗》（王西麟曲）等描绘祖国边疆状丽秀美的自然景色和少数民族生活风情的作品相继出现。把我国交响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作曲家根据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有叶小刚根据藏族宫廷音乐“囊玛”为素材写的第二交响乐《地平线》，陈怡根据侗族民间歌舞音乐创作的管弦乐曲《多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汉族作曲家朱践耳、蒙古族作曲家永儒布和藏族作曲家俄珠多吉。
80年代朱践耳在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了描绘苗、侗、白、纳西、藏等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叙述民间故事、传说、表现他们性格特征和理想追求的交响乐《黔岭素描》（1982年）、《蝴蝶泉》（二胡与乐队，1983年）、交响音诗《纳西一奇》（1984年）和题献给藏族同胞的《第三交响乐》（1988年）。这些作品都以其内涵的深刻、感情的真挚和形式的精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中《黔岭素描》和《纳西一奇》是风俗交响音乐的佳作；《第三交响乐》在音乐语言传神写意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水平的最新反映。蒙古族作曲家永儒布是一个多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有交响诗《额尔古纳之歌》、《怀念》、《戈壁驼铃》、《蜃潮》、《前奏曲》以及交响组曲《故乡》等。这些作品都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格。藏族作曲家俄珠多吉写于1989年的交响组曲《雪域大法会》是一部史诗般的乐曲，90年代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节上演出，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和几项国际大奖。
从本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音乐家开始在创作少数民族歌剧方面进行探索。30年代初新疆伊犁、塔城维吾尔族的民间艺人，用民歌和歌舞为素材，编成小型歌舞剧和音乐话剧，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是我国少数民族歌剧的雏形。30年代末内地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新疆工作，在当地培养出一批戏剧骨干，维吾尔歌剧也随之发展、成熟起来。创作了一批现代与古代题材的作品，并有了比较完整的民族乐队伴奏。在祖国内地，40年代出现了一些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歌剧，如王洛宾1942年在青海创作的《沙漠之歌》。50年代以后，维吾尔歌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本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吸收汉族戏曲的创作手法，创作演出了《艾里甫与赛乃姆》、《古兰木汗》等，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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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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