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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依照每一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周期而分化。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规模的大小，“其上限由家庭劳动力的最大可利用数量决定，下限则由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物质水准决定。”［7］（P39）所以农民贫富分化不是由商品化引起，而是由家庭周期性变动的人口结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率的变化决定的。黄宗智的研究认为，“华北的小农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能够容忍较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能够把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农场无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劳动力，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当这样的相对过剩劳动力无法或不愿找到农业外就业的出路时，常常在极低边界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8］（P6～7）黄的研究认为，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道理类似。在清代，华北这样的劳动力支撑了商品化过程，而在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压力面前，小农家庭为低报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辅助劳动力。［9］（P10）
在中国农民社会的研究中，黄宗智借用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研究印尼爪哇稻作经济时的发现，即在那里具有生态的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耕作的情形下，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黄后改译为“过密化”，其涵义为“劳动的超密度投入。”［10］（P68）黄的研究表明中国解放后的情况实际是解放以前6个世纪中同样状况的缩影，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过密化。［9］（P12）黄引申的过密化理论说明中国各种社会状况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是因为“商品化的质变潜力被各种过密化所覆盖。”［9］（P16）如是，我们可以从黄宗智的研究理解明清时期、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以及城乡关系），乃至集体化农业时期的过密化及其后果，并在和其他相关理论对比以及考察新的发展政策之后讨论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道路问题。
最后，笔者还是考虑回到恰亚诺夫的理论模式上来，他的原初的理论可以解释世界上一些传统农本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虽然他的理论模式为了简洁和说明其内在的逻辑，省去了对不同地域农本社会之外在关系的复杂性的关注。至于对中国版图内的农民社会研究，现在已经有诸多学者受益于恰亚诺夫理论模式引申出新的思考，但因诸区域小农经济的个别性而加以径直套用并不是学术上所希望的。恰亚诺夫之后至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小农经济会因商品化而引起质变的预言并没有在今日人类学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范畴实现。处于糊口水平的小农经济依然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延续。”［9］（P4）人类学家也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11］它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同样是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关心那些“典型”的内陆乡村，还包括“城市”乡村以及他们的走向。
历史上的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农业变革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从政府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文化的缺乏了解，因此最终呈现政治向文化妥协的结局，并重整旗鼓。然而，变迁和发展的观点是何种异质性可以造成结构性的变迁呢？现在所知的是“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国家集权化”的冲击，和工业先进国殖民的影响。除此以外，只有我们经验中的农民总是处在负担最重的境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卷入各种变革，如果我们仍然在不了解农民文化的情形下推行任何新的农业变革政策，农民都将继续痛苦而沉着地以不变应万变，促使上述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三、农民社会的文化传统：墨西哥、欧洲和中国
早期人类学从参与观察“部落的”、“初民的”社会向农村社会转型中，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关于大小传统的有价值的分析性框架，在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界广为应用。就是雷氏本人在完善他的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也极大地关注了中国文化。例如他引证了当时一本论文集［12］，论述中国哲学中的道和大众宗教中的道的差别。［13］（P88）雷氏强调大小传统的对比性建立一种分析性构架，他说，“在一个文明中，有一个具有思考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和一般而言是不属思考型的多数人的小传统。”［13］（P70）然而，他并不是不谈二者的相互影响。他同样认识到，“农民文化不能从正在运作的、孤立的思想中得到完整的理解。”［13］（P68）还说，“两个传统是互相依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相互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影响和持续性。”［13］（P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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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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