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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民族识别把民家人确认为白族，并在“名从主人”的政策原则下，激发了他们的族群意识，个人对白族民族成分的选择前所未有。然而，情况并非这样简单。西镇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修谱活动中，“在自称白族的同时，西镇人仍存留了对‘祖籍南京’的遥远的‘记忆’，体现了族源上认同于汉人的一面。可见，民族识别后白族意识的强调和复苏并没有‘恢复’和‘唤起’家谱中的族源认同。”［48］很明显，现代西镇人认同于白族（请对比“五族共和”时期许烺光的调查中，西镇民家十有八九认同于汉人），同时也认同汉人起源，呈现出了实际利益和不同场景下的“双重认同”。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生动的地方族群过程。横山广子也有关于“语言条件”和“民族集团的归属的移动”的关系研究，也是经历了20世纪60年左右两代学者的田野认知经历。［51］今日我们看待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向我们提供了西镇人一脉相承的印象：“它既带有中国汉人社会所要求的追求大家庭理想的印记，又充分具备背离和与主流对话的地域和族群文化的整合性。”［48］
2．“汉人”和“疍民”
在中国南方的汉人社会研究中，珠江三角洲的“汉人”和“疍民”的身份问题也进入了重新思考的范围。而先前在史料记载中，“疍民”总是以另类文化族群和“汉人”相区别，而且以往研究华南的历史学家也都假设珠江三角洲的汉人与疍民在职业、文化和血统上是不同的。据萧凤霞和刘志伟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构成和职业区分不是僵化的。［52］很多世纪以来，不少水上居民变成了农民，反之亦然。在明清时期，“疍民”参与沙田的开发，最终成为农业耕作者的时候，这个过程尤其明显。对于这样的变换过程，文字的陈述和学术的解释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的。笔者把上述研究提供的不同的方式梳理如下：（1）史料：记载了“四民之外”的“疍户”是“瑶蛮之类”。汉和疍的身份是由士大夫的语言去表达的。（2）中国的传统历史学著作：一再强化一种观念，通过移民开发，北方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向南方渗透，通过人口迁移从政治中心扩散出来实现“王化”。（3）人类学：本地人运用文化策略把自己与真实的或想像的“中心”联系起来，经过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并且各就各位地去确认自己的身份。（4）历史学：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融入到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
这样，如果我们在回到云南西镇的族群认同现象上来，就会看到，从元明清以来到今天，西镇人一直持续着与上述类同的族属过程。一方面，“自晋代以来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不得与于察举和科举考试，也是白族先民不断使用汉姓、改为汉籍的原因之一。”［53］另一方面，明朝从江南迁来西镇的汉人当中，大多数也已融入到西镇的“民家人”中，说地地道道的“民家话”，他们的认同逐渐与当地人的认同一致，也称自己为“民家”。但同时他们与“冒籍江南”的民家人一样，在一定情况下，他们也会强调自己的“汉人祖籍”和来源。所以，“祖籍江南”的认同体现出一种实际利益，西镇的“民家人”认同体现出一种场景性，表现出受“语言认同”和“实际利益”所左右的两个方面，呈现出“双重的认同”。［48］
至于说到族群认同与“提升地位”之事，珠江三角洲的“疍民”提升自己的过程，经常是单向的，是为了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特别是当“疍民”终不是“民家”、无缘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民族的情况下。当1956年“民家”被识别和核准为“白族”以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人享有干部选拔、招工、计划生育、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当时哪怕是父母双方有一方为白族，子女一般都会选择白族。似乎和明清时的冒籍情况正好相反，白族反而比汉人处在较高的优惠地位上。显然，这是政治、政策和文化影响下的族群认同问题。西镇人—民家—白族在过去和现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与国际学术环境下，他们以自身族群的双重和多重的认同提升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态的社区结构过程，以及外在者的相对性观察、诠释与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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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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