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是一位让人惊奇的学者。和很多著作等身的教授相比，他的成果显得那样“单薄”：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几本几十页的小册子，霍尔单独署名的英文专著只有一本《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他的作品要么是合著，要么是编著，他发表的200多篇论文大都散落在各种刊物和文集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名篇，如《编码，解码》、《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解构大众笔记》、《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不知被多少文化研究文集选用，但始终没有汇总出版。凭借这些不够抢眼但非常厚重的学术成果，霍尔赢得了许多殊荣：“文化研究之父”、“文化研究的同义词”等。霍尔的独著虽少，但影响深远。我们该如何看待霍尔？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什么？霍尔的学术方法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值得细细推究。
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研究
评价霍尔的地位，离不开对霍尔学术思想的回顾。这里不妨勾勒出霍尔的三重身份，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走近霍尔。
其一，新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英国新左派从文化、美学和哲学层面上开启了一种政治介入和社会批判，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起源语境。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旗手和《新左派评论》的首任主编，霍尔积极投身于核裁军运动、反种族歧视等文化运动，他所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文化问题，将文化看成是在历史性建构的关系中统治和被统治集团之间冲突的竞技场，其文化研究也因此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
其二，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作为一种具有超学科的知识范型，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世界学术的版图。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自1957年开始，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霍尔等新左派知识分子和学者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素养的用途》等奠基性著作，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兴起。第二个阶段是全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1964年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成立，霍加特任首任主任，霍尔担任主任助理，中心成为了文化研究的圣地。第三个阶段是全球扩张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斯道雷、格罗斯伯格、菲斯克等受益于霍尔等人思想的学者在世界各地传递着文化研究的薪火，文化研究成为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和政治实践。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霍尔都起到了重要的开拓和领航作用。作为思想家和活动家的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他主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11年（1968—1979）造就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他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如威利斯、赫伯迪格、麦克卢比、格罗斯伯格、莫利等。
其三，牙买加裔的黑人后代。霍尔的学术研究经常从边缘、从弱势群体、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这与他的黑人身份密不可分。霍尔曾被评选为英国百名伟大黑人之一，他的研究对反种族歧视运动、后殖民理论、差异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推手
霍尔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大众媒介、流行艺术、大众文化、英国的政党文化、种族、文化身份、视觉文化等都有过持续的关注，研究跨度非常大，难怪有人迷惑：英国是不是有很多个霍尔在做文化研究？霍尔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研究。我们可以通过霍尔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霍尔很早就开始关注青年亚文化。1959年，霍尔发表了《绝对的开端》一文，面对青年亚文化迅猛发展的各种现实，他反思了青年、教育和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1964年，在著作《流行艺术》（合著）里，霍尔分析了对学校正统文化、主导文化形成挑战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他发现，英国社会当时对新兴的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受其影响下的青年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敌意态度、文化机会主义的利用态度、全盘的接受态度。霍尔对这三种态度均不赞同，他主张对媒介文化进行细致的解读、分类，认为受到媒介和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亚文化有着复杂的动因和特点：亚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文化的产物，青年人追求风格和亚文化，是为了建立一种认同、发现真实的自我，大众文化提供的符号意义和青年自己的解读从来不完全相同。这一观点在霍尔后来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得以扩充。霍尔还把亚文化的生成与学校教育、英国的社会转型、政治运动、伦理革命联系了起来，赋予了青年亚文化鲜明的政治内涵和使命。霍尔的研究奠定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西方最有分量的亚文化研究著作多出自伯明翰学派之手。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9日第618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