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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不灌而治》中指出：“在华北农村严重缺水地区，水环境恶劣，用水艰难，一些农民放弃了灌溉农业，耕而不灌，重点维持人畜饮水。从欧美国家的水项目看，在这种地方就不存在水利了，因为不灌溉就无所谓水利，也就没有什么水利系统和水利管理概念了。但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华北农村水利工程的多样复杂性。在华北的一些县以下的村庄中，有些个案正好相反，干旱村社的水利活动照常活跃，水利系统也很严密，水利管理的观念也相当突出，这些都不亚于灌溉水利地区。不同的是，在灌溉水利地区不大被注意的节水问题，在这里却被大加强调了，还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水利工程与节水管理的关系，被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用以构架地方的经济、政治、婚姻、宗教、交通、贸易、教育等各种组成社会关系的关系，构成了以节水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贸易关系、宗教关系和行政关系，形成了一种与灌溉水利十分不同的不灌溉水利社会模式。很明显，用从前考察灌溉水利的知识考察这种不灌溉水利社会是不合适的。而从以往民俗学的研究看，需要避免的，则是另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民俗功能的独立性。从调查看，缺水农民的梦永远是水利灌溉，所以缺水危机和水利民俗功能两端都被他们给放大了，办水观念也成为一种在可视水物质基础上所产生的非物质精神行为类型，其抽象化的程度受到了直觉判断的严格限定，一部分带有法理的性质，这正是当地非物质水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
我认识到，对民众历史的调查，不只是走进民众的精神世界，还要走进地方社会组织和他们的物质文化，那里有他们的地方特殊社会。民俗学所研究的地方特殊社会，并不以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人类学派所强调的社会运行基本要素去操作，如人口的增减、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资本的变迁等。民俗学研究民俗所反映的村落、家族或个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纠纷、社会态度、日常具体问题及其口头叙事、行为价值观。再由这种叙事和行为模式，考察当地的自然地理、历史传统、技术事实、习惯法、民间组织自治规章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理的具体事实类型。学者需要把这些看成是一整套地方知识，再由此可以分析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所折射出来的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形象。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处理文献和田野的关系不是简单对应的，而是要分层处理的。学者要承认这中间存在因具体而复杂的、动态的思维类型。而正是它能告诉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一般规律并不可靠。
华北节水民俗的调查让我们看到，在历史文献中认为不可能的，有可能在民俗中是可能的;历史文献中认为灾难治服村庄，在民俗中却是灾难与村庄共存的。这种个案是打动人心的。老百姓拥有了它，真踏实;学者认识了它，真敬佩;社会“普世”了它，真需要。提炼这样的优秀文化是田野人的专利。
田野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的民俗学者的社会关怀具有哪些特点?
董晓萍：我2003年出版了《田野民俗志》，提出了“田野民俗志”的概念。有人说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民俗学方法论的著作。在本书中，我用了一章讲新老两代民俗学者。我国老一代民俗学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他们重视田野与社会的关系。钟先生在很多文章都讲民俗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保护研究，与国家民族的社会史有关。把被压抑、被忽略的民俗扶起来，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钟老到了1980年代接待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来访时还在讲。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各国反殖民反霸权运动中被树立的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学者强调田野作业的客观性，他们有一套讲学术客观性的话语，但回避社会观，认为田野学者肩负社会责任就不可能客观。后来他们又讲文化观，但也不是三者统一的。钟老那一代学者，民俗观里就有社会进步观。他们做民俗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学术观、社会观和文化观是统一的。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学者是自己做田野的工具。那么，这里指什么工具?我认为，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有两点要肯定。一是田野作业携带社会功能，二是田野行为产生学术史影响。老一辈走出书斋去采风，田野给了他们一个社会身份。他们对这个身份是悦纳的，这让他们确信自己在接受对方的文化。我们可以批评早期的田野作业不专业，但他们使用这种社会身份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老一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半生或大半生从事田野搜集的献身精神和社会信念。
所谓田野作业携带社会功能，就是学者要有良知，心系社会命运。有些学者有采风激情而无社会观，对被调查人有思考而无感情，对搜集资料拿来使用而无学者位置，他们就是社会的“门外人”。这种田野无法彻底倾听，对方的社会也不会敞开大门迎接田野。
所谓田野行为产生学术史影响，指民俗学的学术史也不都是大学者史，它是无数个田野学者的个人经验史、田野学者的生命史。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个人田野史编辑起来，也是一部生命“史”。大学者史要写，田野学者的生命史也要写，而且更动人，更丰富。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急需田野学者，田野学者的生命史有怎样的多姿多彩，就能带来怎样多元化的具体社会史，就能充实怎样的民俗鲜活理论。
民俗学者是身处田野与社会中的文化人，要有足够的社会担当，要让田野研究增加社会信任。我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现代民俗学》，讲了我在这方面的体会。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竟是责任编辑农雪玲。她在拙作付印前写了一份书评寄给我，起个题目叫《所谓民俗——被凝视着的俗世民生》。我抄一段在下面：
董教授对于民生社会的关注贯串全书，让人分明感觉得到，在她这里，“现代民俗学”真正是走入民间、扎根于最广大民众土壤的“术业”，它不是庙堂之上俯视人世烟火的那“学问”，它眼光向下、思考向上，要观察斯土斯世斯人的最切近问题。
我没见过农雪玲，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能聆听到这样的反馈，我是十分感激的。古人讲“知人之论”，我曾拿它当镜子去照我的田野，现在农雪玲拿来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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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4月18日 14:50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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