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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人口多、民族多、各民族间发展极不平衡，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相互联系和交往过程中，难免出现直接的利益摩擦，加之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有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一开始并不直接表现为民族关系问题，而可能表现为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一般摩擦，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往往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加强。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将各民族的文化也带入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伴随着改革开放，各民族之间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交流愈益频繁，如北京的风味餐馆，几乎是不同民族饮食的总汇，从南方的傣族、侗族、白族、藏族风味到北方的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风味，从农村风味到牧区风味，应有尽有。从服饰看，如苗族的蜡染以其天然的意趣、大方的图案征服了当代城市女性。而当代城市流行乐中，可以听到粗犷的蒙古族牧歌，可以听到藏族悠远神秘的韵律，也可以听到傣族、苗族、侗族细腻、甜美的乐章。
4．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步伐加快。不断增加的少数民族流迁人口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不仅将各民族传统文化带入城市，也将城市的现代生活和文化传播到封闭的山区和牧场，使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影响，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如，纳西古乐不仅走向全国，也震动了世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丽江古城在不断地接纳旅行者过程中使得纳西古文化声名远播的结果。
5．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本身的特点显著，在本民族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如前所述，少数民族迁移人口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干部、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构成，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反映民族意愿的能力。那些流动人口虽然总体上文化水平较低，但同样是一个村落或寨子中观念较新、头脑较灵活者，他们代表着打破传统生活的力量，同样是民族地区现代化不可小视的一个社会群体。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关系。
在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仅居于非常敏感的位置，而且问题发生后所波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一些迹象表明，近几年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事端日益增多。以上海市的情况为例，1995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影响民族关系的事件只有1起，1996年发生2起，1997年增至5起；1995－1997年间，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事端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位居第二，它仅次于清真供应问题。［11］
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诸问题中，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的问题例举如下：
第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露出的陋习问题。本来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与城市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反差，但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存在不积极适应城市生活方式而固执于传统陋习的倾向，如随地围坐聚谈、酗酒、不讲卫生等，这不仅与现代城市文明相背离，而且引起城市人的反感以至发生摩擦。
第二，一些少数民族的流动经商人员中，不办执照（如1998年苏州市流动经商的少数民族人员约有200人，其中办理工商注册的只有8人［12］）、路边摆摊或贩卖管制刀具，明明是自己违反了市场管理条例和市政管理规定，但不听管理人员的劝阻和处理而聚众闹事的现象比较普遍。
第三，因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的事端影响民族关系。如，1998年初，湖北某回族乡的33名回族群众到昊兴砖瓦厂打工。一次，当地一汉族人将一盆猪蹄端到该厂回民食堂洗，当时在场的一回民说回民禁忌猪，不能在此洗猪肉。那个汉人不但不听，反而张口骂人，并使洗猪蹄的脏水流进回民锅中，引起回汉双方对打，致使5人被打伤，其中2人重伤。
第四，经济案件中影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如，1998年2月，来自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63名藏族群众到四川省民委集体上访，反映1997年4－11月间他们向成都市一中药加工厂出售价值约4000余万元的虫草，双方约定3个月后汇清货款，但至今未付，且该厂法人代表、厂长均下落不明。为此，他们多次到四川省、成都市及成华区集体上访。5月，54名虫草商再次聚集成华区政府门口冒雨静坐，上访已经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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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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