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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内容全面的民族大调查，涉及到了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云南25个少数民族，形成了25个云南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25本，采集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共计1300余人的血样，获得了一批音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和出版了生态环境、民族人口、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2个专题研究报告和1份综合研究报告以及《云南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立的调查报告》1份。此次调查在以往的基础上发挥了多学科、文理交叉的综合优势，借助了先进音像手段，同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例如其中的基因调查弥补了以往调查的缺陷，为民族源流、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2］（P250）
随着调查研究的大规模展开，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达到高潮时期，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学术专著不断出版，各地还相继建立了能反映西南民族历史的博物馆。
通过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溯，可看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前50年相比，后50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西南民族史研究内容扩大，涵盖面更广，表现出思路开阔，新论迭出的格局，能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学术自由，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者都能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学术研究。学科队伍有所扩大，中青年学术力量在学历层次上有整体性提高，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西南民族史研究理论上有发展、创新，如原来认为南诏国、大理国是割据政权，这表面上看是维护统一，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现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南诏国、大理国应是与汉民族建立的唐朝、宋朝具有一样的历史地位，同样是当时中国境内不同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包括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第三，专家学者大多能坚持理论与现实结合，强调学术对社会的贡献，但许多理论并未被实际工作部门接受，学术对社会的贡献尚未完全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第四，实地调查研究更受重视，注重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民族识别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绩；数量众多的调查报告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特别是为现当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新中国方志编纂中也派上了大用场。
第五，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员，重视整理、保护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重视与民族史研究相关文献的整理、释注。
第六，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较多地采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注意吸收其他学科及国外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兼顾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20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大多数成果主要还是以研究古代为主，研究内容也较为传统，许多领域或不深入，或尚待开发，如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就比较薄弱，缺乏有分量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探索，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应用性研究虽然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浮浅性。因此，展望未来，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仍是任重道远的。
四
21世纪初始，如何发挥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优势，使西南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良多。
1．立足西南现实关注学术的未来走向
对当代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者来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南民族历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涉及物质的西南民族历史，又涉及精神的西南民族历史。尽管我们对古代历史还要不断研究，加深认识，但最重要的是关注现实。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才是研究的主体和一切研究的归宿，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一切活着的人和一切活着的现实。所以，应重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现实取向，重视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50多年的西南民族发展史，与各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漫长岁月相比，是日新月异的，所以对当代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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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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