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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您在《中国戏剧资料，1100年-1450年》中翻译过朱有燉的两个剧本：《复落娼》和《香囊怨》。1985年，您出版了整本书来研究有关朱有燉的生活，时代以及他的所有剧作。学者们，像王国维、郑振铎、周贻白以及刘大杰对朱有燉都有不同的评价。您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伊：首先，对许多人来说，读到他的作品就并不容易。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版过朱有燉全部剧本的现代版本。吴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奢摩他室曲丛(二集)》中收进了朱有燉的一些剧本。但是，这个集子也并不是每个图书馆都有的，许多人只看到过有限的几个朱有燉的剧本。我很高兴，我能够得到朱有燉所有剧本原本的复制本。这是朱有燉使我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元剧都被大幅度地改编过，对于它们原来到底是什么模样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朱有燉是在世时所有剧本都被印刷出来的最早的剧作家，这些剧作被保存下来了。他是在杂剧黄金时代的末年写作的，杂剧是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关汉卿(约1220-1300年)以及其他作家开始的，经过十四世纪，直到十五世纪初，杂剧都相当流行。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元曲选》，它包括像贾仲明(1343-1422年以后)、谷子敬这样在明初活动的剧作家的一些剧本，他们是燕王朱棣(1360-1424年， 1402-1424年为明成祖)时代的剧作家。因此，朱有燉是在杂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戏剧品种的时代写作的，我们拥有他的(几乎)全部初版剧本。因此，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看看他是怎样写作的，他是怎样印刷他的作品的，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知道那个时代剧本实际上是怎样写出来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质量，我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最有原创性的剧作家，但是他相当杰出，他写得很好。我想，他多少有点被忽视了。首先，因为他很清楚地属于明代，人们通常只称道元曲，不必在乎“明曲”。当然，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帝国的王公，贵族，没有“人民性”。我想，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说法。我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杰出的剧作家，他的有些剧本很生动，我想引起人们发生兴趣的一个事实是：朱有燉是第一位出版“全宾”本(即载有全部宾白)的剧作家。这显然是一种新做法，把对话相当详尽地写下来，但并不是完全写下来，有些重复的对话他就不写下来了，他就只说明，某处重复什么东西，某处是什么场景。如果一个媒人出场，他只是简单地说明媒人讲话，因为每一个演员都知道怎样表演一个媒人。从这方面说，对话并不完整。但是，在朱有燉的剧本中，我们确切知道，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对话被写下来，并且是用非常俚俗的汉语写下来的，比宫廷的对话要俚俗得多。因此，我想，作为一种十五世纪早期汉语俗语文献，他的作品会使语言学家们很感兴趣。我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我并不研究这个课题，这不是我的主题。我认为朱有燉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剧作家，他在最好的时代写下了非常出色的作品。
马：您与奚如谷教授再次合作，校勘并翻译了《西厢记》，并写了长篇导言，书名为：《月与琴：西厢记》(1991年)。这本书于1995年再版。《西厢记》曾经被儒莲(Stanislas Julien)、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哈特(Henry H. Hart)和熊式一(S. I. Hsiung.)等人翻译成不同的西方语言。您们翻译的《西厢记》是否相当流行?有什么特点?在中国文学中《西厢记》处于什么地位?
伊：我们翻译的《西厢记》仍然在流通，我们的同事经常订购这本书作为在课堂上使用的教科书，作为《西厢记》的新译本。就像你说的，《西厢记》已经有一些早先的译本。有趣的是，一般说来，原作只书写一次，然后它们垂之永远。译作通常只为一代人服务，然后，新的一代觉得需要新的译本，因为语言改变了。只有非常少数的译作就像原作一样，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而获得独立的地位。熊式一的译作是1935年完成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完成的。在我们翻译之前，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元剧的高质量研究，一些专门术语的辞典，一些校注本，等等。以那个时代而论，熊式一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熊式一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就像林语堂一样，他是在美国很出名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剧本《王宝川》曾经在百老汇上演，在那个时代他是将中国文化向美国大众展现的代表人物之一。熊式一是根据金圣叹本的《西厢记》翻译的，因此，有一些理由(使我们值得重新翻译《西厢记》)：翻译的风格，熊式一翻译的年代，事实上那时候还没有出色的《西厢记》校注本。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弘治版(1498年)的《西厢记》重印出版，学术界才能比较容易地看到这个本子。(我们就是根据弘治版翻译的。)我们觉得有必要有一个吸收最近学术成果的全新的《西厢记》英译本。
马：1985年出版了您与汉乐逸(Lloyd Haft)合著的荷兰文《中国文学导论》，1997年，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英文译本。这本书成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的标准参考书。您与莱顿大学中国图书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否可以比较一下燕京图书馆和莱顿大学在中国文学方面的收藏?我们图书馆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呢?
伊：说到莱顿大学，(中文)系与中国图书馆之间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基本上莱顿那里的情况与这里非常相似，中国语言与文化系与中国图书馆在同一个楼里，中国图书馆包括所有中文资料和所有与中国有关的资料;这当然使教员与图书馆之间的接触非常容易。在莱顿，中国图书馆馆长及其助手是(中文)系的成员。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学院的中国图书馆的收藏不是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独立性强既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我们有直接来自文学院的独立资金，就像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来自燕京学社的独立资金一样。在这方面莱顿的情况或多或少可以与燕京的情况相比。另一方面，(我与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是通过我的研究形成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做图书馆助理员开始的，那是我做学生的时候的事儿。我总是与图书馆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接触，无论何时我注意到图书馆还没有，而我认为应该有的东西，我都会叮嘱图书馆，直到他们买到这些资料为止。我总是敦促我的同事们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成功，那是另一回事情。我认为，对一个学术性的图书馆来说，关于教员的研究旨趣，关于漏订的有用资料，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与教员之间有持续不断的互动。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可能知道所有最新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特殊种类的资料，他们需要各种他们能够得到的帮助：新的出版信息，善本书的信息，等等。当然，从图书馆员方面来说，他们应该努力向读者提供各种资料。只有双向互动才能做好。我作为一个教员，下楼到图书馆里去，注意图书馆没有我所想要的什么东西，我就会告诉图书馆员。因为现在要跟踪中国出版的所有东西是那样困难，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阅读尽可能多的书目。这让我注意到我认为图书馆应该收藏的任何资料。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书都是我作为个人想要的，或者想阅读的，而是图书馆如果有资金，就应该购买的。
我们可以更活跃地探求的一件事是：《中国歌谣集成》，每个省都出版一卷。如果你看一下书的最后，你可以看到这是根据每个县提供的资料选编的。这些县一级的资料，有些是铅印出版的，有些是油印的，少数只有手稿。如果你们能超出每省一卷的《中国歌谣集成》，收藏这些集成所根据的所有原始资料，就像你们收藏所有的地方志和所有的统计年鉴一样，那将是很美妙的。对我这种类型的研究是很美妙的。一共有十种《集成》，如果有可能对于每一种集成，你们都能收购到原始资料，那当然极好。区别是：其他各卷集成没有列出它们的原始资料，《中国歌谣集成》每一卷都列出了它的原始资料，所以你能够看到，有些什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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