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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模式[1]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4-06 | 点击数:9419
 

  二、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历程与理据

  团队文化的背后是我国民俗学在我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建设中发展的理据,这是深层问题。我说的理性继承与发展,是说要回顾和思考钟老在这方面留给团队集体的财富,它能促使我们深入认识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途径与内驱力。我讲三个模式。

  ㈠五四文化模式:从文学三层观到文化三层观

  钟老从五四文化运动中走来,他留给了我们的这一阶段的学术活动模式,我们要首先去理性地思考。民俗学的最初成立与两个概念相关,一是民间文学,一是民间信仰。承载这两个概念的载体是体裁(genre)。民俗学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时,是与西方学者对国家社会革命与民间文学体裁的共同关注有关的。

  20世纪初,我国民俗学崛起,但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民俗学很早就把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转向文化运动,使文化建设成为我国民俗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使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很快转向学科建设,钟老早在1934年就提出建立民间文艺学。

  钟老将五四文化思想转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理据,是他的“文化三层观”,他的这个观点是从“文学三层观”发展而来的,而文学三层观的背景是属于五四的。五四的这种文化思潮又与明清文艺思潮有关,不都是西学的影响。明清文艺思潮的转变是从明代复古文学派重新评价民歌开始的,他们受到元代戏曲成就的影响,对民歌的接纳呈开放心态,连对民歌的分类、分层和命名,也开始靠拢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明清新兴的时调小曲开启了民间文学体裁灵活多样、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传承特质。它能各自独立、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比较依赖地方演唱传人的民间艺术体裁,这对后来上中下三层文艺的发展都有影响。明清戏曲发达,出现了向朝廷进献内府本的风气,内中夹杂了民间戏曲、讲唱话本、通俗小说和民间宝卷。在分层上,它打破了三层文学的界限。在理论上,它将“戏”与“曲”的两个概念整合,解决了上、中、下文化中的任何体裁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明清三层文学交汇的讨论还都能指出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文学价值。

  五四时期,西学的输入,给民间文学体裁分类,这成为民俗学建设的一项基本功课。一些学者当时划分了笑话、谚语和谜语等体裁。但从总体上说,五四文化观还是与明清文艺思潮在通气。

  五四文化观的另一转向是白话文运动,它也再次改变了民俗学的行进轨道。五四学者发现,将中、下层文艺作为新文化改革依赖之大宗,其语言的浅俗,部分作品题旨的模棱两可,艺术形式边界的不清晰,迫使他们在推崇其口语魅力的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书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索与解说。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容肇祖等一批学者,都要通过整理原来十分零散的民间文学见解的工作,将之提升为一个思想系统。这些工作,强化了五四学者对本土口头传统的性质的识别和主动吸收,使之被从理论上划归为文化。另一方面,钟敬文等还有新的追求,他们要从本国史乘笔记的渊源钩稽,到印欧日民间故事情节单元,进行借用、梳理和比较研究,这些艰苦探索的结果,也促使将民俗学建成文化学科。

  钟老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贡献,是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也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二) 经济文化模式:社会角色与社会分层

  五四文化模式让我国民俗学有了文化科学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办实行新的学科分类之后,民俗学正式进入社会学一级学科系统下进行建设。

  社会学的加入,给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几个变化。一是“社会角色”概念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对“民俗主体”做研究,这与以往民俗学侧重对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作品做描述是有区别的,我们曾假设民俗主体是一个“集体性”人群,并将“集体性”作为一个终极概念,不再去细化它,但近年我国这个主体开始分化。农村在空心化,主力人口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已无法组成以往传承民俗民间文艺的共同群体。二是“社会分层”理论的引入,带动民俗学者从社会职业、收入、就业观念的角度,开拓研究新空间,这与民俗学以往分类而不分层研究是有区别的。我国当代城市布局中的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和西部城市,在城市群和城乡结合部等处,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都出现了文化分层传统秩序失衡的现象。社会职业中的国营职工、干部和教师等固化状态开始瓦解,从长期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松动,农民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私营者高调地进入新的社会分层[3],这使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巨大变动中,原有民俗民间文艺生态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转为现代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政府公共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而政府在这些方面投入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这类主体对象的情感变化,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感性认识。三是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民俗文化符号变身流失。2007年以来,我们连续7年对我国大学生做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当代大学生是新媒体、网络化、影视大片和通俗文艺的消费先锋,同时已对本土民俗文化符号感到陌生,这迫使我们思考优秀民俗传承国民素质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本土之路。四是在传统社会网络现代化转型的研究方面,“文化人”的价值受到关注。

  民俗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无疑带给民俗学新视角、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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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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