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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义与价值
1.体现文艺学对时代责任的担当
冯骥才痛心地说：“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文化上，就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困境，尤其是民间文化。它正在遭受冷遇、歧视、破坏，正在濒危和消亡。我们的文化根基不但被动摇着，而且已经松动与瓦解。”文艺学人有着保护、弘扬文化遗产的使命，这对于文化保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开拓文化遗产的时代内容，对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上得以丰富，学理上得以提升。从学科本身来看，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纳入文艺学研究，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文化的视野，而是位于一种民族意识和责任的高起点上对学科的透视，是文艺学民族感的认同和对时代责任的担当，是一种补救，挽救。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高小康，《文化遗产》2009年第1期）、《警惕“二人秀”逐灭“二人转”》（肖鹰，《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0日）。
2.学科本身的开拓
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新的契机与视角，这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社会的重要形式之一。将文化遗产有效地介入到文艺学领域，将文化保护的观念纳入文艺学研究，在文化角度的深度撞击下，对“文艺”这一概念理解和认识的观念系统受到冲击，这是文艺学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学科本身的一种扩展、一种丰富。
由此，我们应该形成“地域文艺学”的概念，将某一区域文化的文艺观念纳入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文化表征系统中加以透视和考察，把文艺学的研究地域化，这是文艺学人面对现实，关注生存环境的责任表现。尤其是地方高校，文艺学进行本土的研究，有助于对地方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提升，进而在各自文化的研究中，相互比较，有助于文艺学相互借鉴和促进，同时体现出文艺学的丰富性。“地域文艺学”区别于“经典文艺学”。经典文艺学关注经典文本和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现象，倡导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而地域文艺学更侧重民间的具有个性的文化现象，结合本土的历史、地理、环境、人群等探讨文化遗产鲜活生动地延续、发展着的人文环境和文化过程。“地域文艺学”的开拓，让文艺学更多地体现出现实性、实用性、包容性，表现文艺学的民主姿态。
3.树立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研究范式
请看余光中的《夸父》诗：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大泽与长河，那只是落日的倒影。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霭的冷烬——何不回身挥杖，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去探千瓣之光的蕊心？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去。诗人希望中国人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要发扬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树起雄心壮志，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去探索人类未来的前途。的确，理论界现追随西方理论很是热烈。童庆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一些学者开口“波德里亚”，闭口“费瑟斯通”，奉他们的理论为圭臬。
文化遗产研究开辟了文艺学的一片新天地，能够树立中国文艺学研究的DNA，是其他文艺学无法取代的。在这里，研究视野始终是民族的意象，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是国家形象的体现。冯骥才说：“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根上，回到我们文化的根基与原点上，回到我们的母体文化中。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们鲜明的文化个性，我们的文化血型以及骄傲和自尊的依据。”我们从一些学者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王府井步行街：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图像》（张法，《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奥运福娃的审美形象及民俗文化蕴涵》（李修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兜肚——一部寄情的文化史》（潘建华，《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为构建“中国文艺学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
4.促进文化教育，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口号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表现为对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前提。进行文化遗产的调研，不只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更为了见证与传承一种历史精神。文化遗产代表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群落的文化，更是难以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因为它们最能体现民族的特色，是连接民族感情的纽带，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现存的文化记忆，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性，决定了人们一般不会对其价值视而不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其包含的文化记忆更容易随时代变革而被人们忽略和忘却。在电影《活着》中，富贵的皮影道具虽然历经磨难，但最终没能躲过“文革”的一把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⑨ 2007年6月9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上，温家宝总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歌曲《感恩的心》唱道：“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随着世界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和民族的特色逐渐淡化。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中，尤其是年轻人沉醉于时尚新潮文化的同时，对民族的传统乃至优秀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减弱。这样下去，民族文化将会出现断层现象。如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止，先后持续了4000年之久。虽然留下了金字塔这历史遗迹，但古埃及文明却基本中断了，因为人们除了可以看到那静止的昔日的辉煌之外，已看不到任何“活态”的历史遗存。文艺学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对民族文化的理论提升，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切呼唤。“文学理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某种社会需求，承担着某种历史使命。而且一种理论只有适应着某种具体的社会需求才会获得存在合法性。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既是一种学理探讨和知识形态建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⑩ 文艺学从具体到抽象，理论具有普适性，可以提高和引导大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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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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