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廉:日本西南学院大学(福冈)教授,神话学家。(右)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左)
●神话是竖立或摧毁权威的一种充满矛盾的神秘舆论,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后台”。
●神话是一种社会理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东西。
●神话是一个记录体系,更是一个功能体系,神话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社会与社会生活的支持体系。
神话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原始意蕴?其现代价值又何在?不久前,台湾著名中国神话研究专家王孝廉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围绕上述问题与该校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教授展开对话。
神话隐含着中华民族最古老原始的梦
问:神话常常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请两位就这一点谈谈各自对神话的定义吧。
王孝廉:我曾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一书中将神话定义为“古代民众以超自然性威灵的意志活动为底基而对于周围自然界及人文界事象所做的解释或说明的故事”,那时候我主要想强调神话在古代社会中的功能性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解释和说明,由此论及神话学的现代性含义,便可理解为对解释的解释吧。当然定义神话很难,因为神话与文学和宗教观念的演进互为基础,作为人类精神性文化相的神话,呈现着一种不断流动变化的现象,即伴随宗教观念的发展、文化环境的变化、共通意识的形成、个人意识的崛起以及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神话意象会逐渐从自然性神话走向人文性神话,并最终融入文学艺术之中,成为文学审美意象。因此也可以说神话是诗的母胎,但神话的原始本义会在诗歌流传中稀薄化甚至消失,诗中的神话,给后人带来的是一种空幻的美感,但在虚无缥缈的空幻美感之中,隐含着中华民族最古老原始的梦。
田兆元:当代学者对神话有着多重理解本身就说明它在阐释学意义上的开放性和永恒性,可能正如王教授所说,神话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梦”,这个梦的研究可能比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难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体之梦,是一种历史穿越之梦,你无法用个体的意志去完全把握。但是,神话却是存在着自身的逻辑的。按我在《神话与中国社会》中的分析逻辑出发,神话一定是一种神圣性的叙事,同时叙事的主角也应该是“神”。但正如我的硕士导师、前不久刚过100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神话其实全是人话”,是功利之言,是政治话语,而我在该书的结语中也说道,神话是竖立或摧毁权威的一种充满矛盾的神秘舆论,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后台”。这样,神话的脉络就能够很好地把握了。我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是分析了愚公移山这则古代很普通的寓言故事,是如何在政治家与社会的共同推动下变成一则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神话的。这中间的逻辑很清晰,我们从社会生活出发,就能够理解那些看上去很神秘的神话。对于神话的结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这三个外在的叙事维度,一是文本(语言与文献)叙事,二是仪式(民俗行为)叙事,三是景观(物象空间)叙事,暂且称之为“三位一体”的神话定义吧。
王孝廉:其实神话既可以被民众信仰,更可以纳入国家层面,但无论从集团到个体,对神话讲述都与宗教观念的变化十分密切,比如宗教也讲究“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信仰对象、仪礼、场所(如祭坛,代表与世俗分开的空间);而一般的中国宗教也会有三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谁?到哪里去?中国宗教视人比鬼神更重要,我们关心的是人应该如何生存下去,即“怎么活”这种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问题。由此再问神话为什么会变动,因为神话是宗教观念的表象,宗教观念改变势必造成神话表述的变异。中国古代关于强死、殉情的神话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与之相关的作为宗教的共同意识不复存在了,因此说明神话是一个集体心理。当然,个体意识的强化、异文化的接触也是神话变化的重要原因。从抽象到具象,其变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演变成一种造型艺术,人类早期崇拜的对象是一种没有“象”的神像,比如一块石头,人对无形、无知、无限、没有形象的东西最感到恐怖,而对释迦摩尼、耶稣、耶和华这些后来的宗教形象,反而会感到亲切,这时神话就开始消解,开始往艺术上变化;二是变成圣歌,它只有声音的震撼,很浅但是很有力量,常常讲“神话与诗”,诗歌是如何把神话固定下来的?是依靠所谓“圣代”诗人,通常是巫师,即宗教的祭司;三是成文的神话,即神话的文献传统,用文本叙事将其固化下来,当然还有非文字的。从神话到文学,其原始神圣性、宗教性及其行为准则渐渐消解,但是其内在想象力还将存续,从神话到诗、诗到民间信仰都是一以贯之的,孔子认为中国的所有政治理论全在《诗经》,里面充满了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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