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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1902-1985）
我父亲赵景深已于1985年1月7日不幸在华东医院故世，时间一晃过去了20年，我今年也已79岁了。父亲生前除了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外，还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员。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箴言是：“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父亲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父亲坎坷曲折的一生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与书的故事。可以说，通过父亲与书的故事，很可以看出父亲的为人，并看出他是如何实践着“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这句话的。我父亲赵景深出生于1902年4月25日，原籍四川宜宾，出生于浙江丽水。由于我中过举人的爷爷喜欢文学，受我爷爷影响，父亲从小酷爱文学，尤其喜欢童话。他18岁时就在当时的《少年杂志》上发表童话处女作《国王与蜘蛛》;1919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陆续翻译、出版《安徒生童话》，成为介绍安徒生童话到我国的第一人。中学毕业以后，父亲做过教员、行政秘书等职，工作很不稳定。1925年到上海后，父亲开始一边当中学教员，一边主编《文学周报》。第二年，与我母亲马芝宝结婚，第三年便生下了我。1930年前后，由于父亲的论著和译著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被复旦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从而出版了大量鲁迅著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相当胆量和魄力的。
此时父亲受鲁迅和郑振铎的影响，在文学上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以及其他通俗文学方面，从上世纪40至60年代，共出版专著十多种，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元明清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专家。1929年，父亲倾心翻译的《柴霍甫(即契诃夫)短篇杰作集》8大卷100万字终于完成。也是这一年，我母亲不幸病故。
一年后，父亲再婚，我继母即是北新书局总经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
父亲一生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他的收入除家用外，多半用于买书。不过父亲与那些藏书家不同，他并不专门搜求名贵版本，所藏大抵以通行本实用书为多。这些书他自己阅读，也愿意借给别人利用。所以到我家来借书的人特别多。父亲备有一本登记簿，将借出的书登记一下，时间久了不见还，他会给借书者寄明信片催还。一般人都会及时归还，但也有人借而不还的。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继续慷慨地出借书。父亲的学生，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曾回忆到，“文革”期间，图书馆关闭，那时父亲的藏书还没有遭到“封杀”，他就常到我家借书看，父亲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让他自由挑选书，然后登记一下让他借走，下次还了再借。吴先生说在我家借阅了许多别处看不到的古代小说。
当然，“文革”期间不少教授的藏书是遭到抄没的。但父亲的藏书遭到的不是抄没，而是“封杀”。正是这“封杀”，保护了父亲的大量藏书。这件事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在复旦中文系有一位父亲的“衣钵传人”，他叫李平，曾受到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到我家也来到许多次，父亲经常留他饭;他留校当教师，也是我父亲暗中助力。那时李平尚年轻，“文革”中当上“红卫兵”。一次，他和一批“红卫兵”到我家来抄家，故意把父亲所有的藏书全部集中到二楼前厢房，李平扬言所有的书要用大卡车来运走，因此这间前厢房任何人不得入内，并且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把门封住。然而直到“文革”结束，这批遭到“封杀”的书籍也未被卡车运走。父亲获得“解放”后，封条得以启封，这样，父亲的所有藏书一册不少地保存了下来，真可说是“遇难呈祥”了!事后，李平向父亲说穿了此中奥妙，使父亲十分欣慰;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已，认李平为“恩人”。李平后来也成为中文系教授。他特地将自己的140多部著作转移到书架的最高一层，并故作谦虚地说是“自己的著作毫无价值，故而束之高阁”。其实这是父亲怕“红卫兵”拿走他的著作。
到了“文革”后期，教授们几乎全关进了“牛棚”，父亲当然也未能幸免。复旦大学有一幢最小的宿舍楼，被“红卫兵”权充“牛棚”，专门关“牛”。“红卫兵”每天领着“牛”早晚请罪，并强迫他们从事各种劳作，还发给他们人手一册“汇报簿”，规定每天要写思想汇报，“晚清罪”时必须缴上去。可是父亲却千篇一律地只写“劳动日记”，从来不写什么思想汇报。“红卫兵”训斥了几通，有一回还用藤条抽父亲的背脊，但父亲依旧还是写“劳动日记”，并低头认罪说自己愚笨，写不来汇报。后来他们也无法可想，只得不了了之。
还有一回更有趣，有天津“红卫兵”来上海复旦大学串连，下午五时，劳动时间已过，复旦“红卫兵”为了向天津“红卫兵”夸耀成绩，要教授们列队“示众”(即戴高帽、挂牌子和用扫帚敲畚箕骂自己)。叫到父亲住的房间，只后这“红卫兵”见父亲在里面，责问父亲为什么不应。父亲答道：“我不是‘牛’吗?你问的是人，我怎么敢应。”
父亲生前藏书最完整的时候达三万册，编有藏书目录九本。他去世后，我们全家把这些书都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经过清点，计有线装古籍二千余种，八千余册;中文平装书九千册，外文书二百余册，总计约二万多册。这在现代学人的私人藏书中，也是颇具规模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嗜书、爱书如命，但与众不同的是，对前来借书的学生、同好，特别是青年，父亲总是慷慨支持，从不吝啬出借。有时父亲买书还常买双份，一份便是专门供人借阅。难怪父亲的学生江巨荣说我父亲的藏书室“像一个学术圈子里的专业图书馆”。江先生述说道：“以前我们想到上海图书馆看一本书，上图的目录就不公开，让你摸不着边。等到肯定在那里，先就要到系里打证明，说明目的;然后到学校办公室开介绍信，再到上图去审批，再下发部门、小组通过，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所以，过去想看书，特别是旧小说、旧戏曲、30年代文学，真像有人所唱的：‘一关一关又一关，借书好比登天难。’1980年以前情形大致如此。读书人时间宝贵，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呢!赵景深先生藏书与众不同，他的书对准都出借，无沦是复旦的，外校的，社会上的，里弄里的;也无沦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年长的，年少的，只要是他藏有的书，没有不借的。赵先生的家差不多成了——个社会图书馆，有时——天要接待几批借书还书的人。”我那时休养在家，就专门替父亲做接待工作。对真正的研究者，父亲更主动热情地敞开图书，提供方便，而且借书数量不限，时间不限，一切从中得益。我至今记得，曾有一位日本学者慕名前来，希望拍摄我父亲收藏的几本珍贵资料。父亲不仅为他一一取出，而且为他一页页翻检，协助他顺利翻拍。这让那位专程来沪的日本专家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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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快报 2014年02月16日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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