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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日记》， 整理：赵易林，出版：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先父赵景深生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学会会长、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不愧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六十年，撰写了有关戏曲、小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几百万字的著作，在创作与翻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父亲过去是不记日记的。在他的遗著《我与文坛》二百三十三页倒数第四行写道：“我写日记还是"文革"以后开始的。”因为那时他被要求每日交思想汇报，才有了记日记的习惯。
我手头存留了先父两年间的日记，那是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部。同其他名人日记一样，也给了我珍贵的启示。
先父的日记在形式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用的是三十六开、每本一百页的工作手册，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记下当天的日记，总在二百字左右。但每天有重点，择要而记，字数控制得恰到好处，却自谦为“削足适履”。这说明他做事拘谨而认真，从不马虎。因此，翻开他的每一本日记，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整齐、美观。
在内容上，先父的日记十分丰富多彩，不仅仅是每天工作的记录，读来并不枯燥，虽然不属文学作品，但作为文学史料来看，颇有研究价值。日记终究不乏心声的流露，从中可以看出人的作为，故而从先父的日记中能看出他的崇高人格。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先父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他一向只考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和文友。即使在病中，他也会“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向他求教的门生，并为他们寻找参考书籍。他藏书丰富，有三万册之多，但从不吝于借出，在外地的，还为之挂号邮寄。有不少素不相识的求教者初次登门，他亦来者不拒，尽己所能为之解答，直到对方满意离去。日记中常常提及他自己阅读的书名或文章篇名，说明先父勤奋好学，年逾古稀，求知尚且不懈，岂不令我们这些懒于阅读的青年一辈愧煞！的确，先父自幼就爱读书，即使再忙，也会见缝插针地找文字来读。因此他积累知识非常迅速，又能跟上形势，用时便可应付裕如。
当然，他很爱书。日记中几次提到要我修补破损的图书。经先父指导，我得以练出一般不易学到的“手艺”，把书修补得几乎同新的一样。有时换过封面要在书脊上写字，还让我练习了毛笔书法。先父还指导我如何编排书目，原来其中也有学问。我已为他编了九本藏书目录，三万册书分藏于五个房间的十多个书架上，他竟能记得什么书藏在哪一书架的哪一层。这在日记中有所反映，原来他空闲时常常翻查这九本书目。
作为名教授，他毫无架子，常为自己所欠缺的知识向他人虚心求教。从日记中还可以知道先父与一些社会名流有过交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与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人就有了接触。总之，我读了先父的日记，获益匪浅。以上谈的还只是头一年日记中的一些，后一年谈得较少，因为篇幅关系，就此“刹车”。
文章来源：城市快报 2014年02月16日07: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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