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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昭和29年）对文化财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在修改后的法律中，“民俗资料”从“有形文化财”中独立出来，获得了与有形文化财同等的地位。虽然说到底这只是“资料”并没有被当成为“财产”，但是，无形文化的“民俗”也被认为是“应该采取制作记录等措施的无形的‘民俗资料’”，确立了法律上的地位，这样，有形和无形这双方面的民俗，就都被提到了国家的文化保护政策之中加以探讨。
到1975年（昭和50年）又再度对文化财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在这次修改中，无形文化的民俗更进一步地得到了明确地划分。“民俗资料”被改称为“民俗文化财”，并且，在这个被看成是国家的“民俗文化财”中，设定了“重要有形文化财”和“重要无形文化财”两大类。现在在日本，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评审工作，就变成了从文化财保护法规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和“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中进行挑选的行为了。
三、日本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政策的对应
上文所提到的文化保护政策对日本的“民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就像对民俗文化财保护制度进行了详细探讨的菊池晓所揭示的那样，各种文化财保护制度的成立，在“以‘民俗’之名谋求保护、活用这一点上，即使把其放置于给民俗的现状带来很大影响的近代诸制度中，也尤其可以大书特书”，这些保护制度对民俗带来影响之事实是毫无疑问的(13)。另外，就像才津佑美子指出的文化财保护制度生成了从一个地方的文化向日本整体的“国民文化”转换的作用那样(14)，民俗学一直以来开展研究的对象，与战后日本的政策性、政治性的动态是不可分的——但是，很多民俗学者却对这样的问题毫无警觉。
那么，日本在“民俗”被政策性地作为“文化财”而进行文化的归纳选取的过程中，民俗学者与之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
根据菊池晓的研究，1952年（昭和27年）在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中开始设立民俗资料主管人员，宫本馨太郎（后来发展了民具学）作为特约职员、祝宫静作为专任职员开展工作。两者都是拥有对民俗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渋沢敬三(15) 的人脉关系的“民俗学者”(16)，因为渋沢敬三的力量，“民俗学者”成为了在行政部门参与策划的人员。而这两人正是从行政组织的立场，对民俗文化财保护制度的确立发挥了作用的干将。另外，1953年（昭和28年）在文化财专门委员会内开始设置“民俗资料部会”，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和渋沢敬三以及折口信夫这些杰出的民俗学者，都作为专门委员进入其内。
在1954年（昭和29年）文化财保护法修订之际，菊池晓认为把“民俗资料”从“有形文化财”那里独立出来，对其性质进行规定并构想具体保护政策的，主要是宫本馨太郎的作用。随后，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为了把握民俗资料在全国的分布状况，并为了向全国各地与文化财有关的人员彻底传达关于民俗资料的知识，在1962到1964年期间进行了民俗资料的紧急调查，以此动员了全国的文化财方面的有关人员响应。但是，也正因为此，地方上的文化财相关人员感觉到了区分“无形文化财”和无形的“民俗资料”的困难，他们寄希望于文化财保护法的再度修订，当时还加入了统管日本神社的宗教法人•神社本厅(17) 的力量，由此掀起了一场法律修改运动，并同时也得到了民俗学者的赞同，于是，就在1975年实现了法律修订的目的(18)。如此具有国家层次的文化保护政策，其影响波及作为日本地方政府的县市町村这样的基层组织，同时，地方政府利用国家的制度也在各个层次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而在这些不同的各个层次之中，大都有民俗学者参与其间。
从以上所述可知，有名无名的民俗学者参与了日本的民俗文化保护政策，由此给民俗本身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对于这些以文化财保护法为代表的文化政策，并不能说民俗学者只是无自觉意识的进行参与的。
比如在日本民俗学史上留名的宫本常一(19)，在文化财保护法被再度修改之际，在1975年5月24日朝日新闻的晚报上刊登了名为《对民俗神事保护的疑义》一文，如以下所引用的内容那样，表现出了对于有关这个法律的一种担心。
长期以来我作为民众的一员，致力于阐明民众的文化的研究。而且，对无论怎样地被摧毁都能够再度恢复起来的民众的力量，感动无比。唤醒这种能量让人们焕发生气的力量之中存在着民族的宗教。但至少那不是神社神道之类的东西，而是更为土里土气的东西。……这些神事是民众为了接受神的保佑而进行的行为，即使现在仍然“活着的”信仰还很多。这些东西一直认为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民众的单纯的鉴赏对象。然而，因为采用了“民俗文化财”这个用语，它们成为了被指定(20) 的对象，但这究竟是否是一件好事呢，或许可认为反而使旧来的面貌(21) 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遭到了歪曲。
宫本常一所担心的是根生于庙会(22) 和神事等这些“活着的信仰”中的文化，因为文化财保护法的修订以及因为被指定为民俗文化财，而使旧来的面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遭受歪曲。虽然以“民俗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已经成为现代民俗学的常识来理解的话，直率地说“旧来的面貌”这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表述是不能够得到赞同的，但在当时来看，哪怕没有多少宫本常一还是表达了对文化财保护法不合理之处的意见以及批评，这一点是很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
并且，宫本常一在回顾战时看到过的奈良县春日若宫“恩祭(23)”的能乐的情景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神事是因为其承担人群内在的宗教心以及由此生成的自立的传承意欲而被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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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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