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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难得寓目的散编逸篇。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蕴蓄着著于经史、载诸百家的大量珍贵资料。它们或为片言只语，或为遗文佚曲，没有通例准则，不分巨细宏丽，然其实用价值庶可与原稿孤本相轩轾甚或略高稍强，尤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们作为戏曲资料皆属首次征引和最先披露。像录于《宋书·乐志》卷二十二之《公莫舞》，虽长期隐而未显，却似吉光瑞霓，令人珍视，它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29)《唐戏弄》稽考了以《踏摇娘》、《西凉伎》与以《侮李元谅》、《三教论衡》为代表的数十种歌舞类戏和说白类剧，其旁征博引、搜罗剔抉之深广，至今仍无人轶其右，因为这些剧目而穷极古籍的材料“每每倾筐倒箧，竭情尽致，没有遮拦”，更为独家采撷，“它的轮廓是已够圆满的了”(30)；《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仅新增往昔未见著录的戏曲家就达一百二十四人，而新增未为人知的剧目亦达五十余种，这完全是新发现，它“对于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戏曲，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新材料”(31)；尤使人眼界大开的是《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这三部著作带有拓荒性，它们大规模地辑录了流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戏曲文献史料，其于国内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未见著录，“综观前后三编，作者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始终坚持掌握第一手资料”(32)。近年问世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著录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31种，稀见晚清民国传奇14种，“披露了新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剧本文献和相关戏曲史实，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33)。而很琐屑却颇关键的资料更是不绝如缕，像说“戏场”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翻译佛典《修行本起经》卷上“试艺品”(34)说“瓦舍”一词最早出自前秦翻译佛典《鼻奈耶》卷四(35)，说“杂剧”一词最早见于唐初翻译佛典《量处轻重仪本》卷一“杂剧戏具”(36)，说“戏曲”一词最早出自南宋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37)，若凿凿金石，为荦荦端绪，具有发凡起例、追本溯源的嚆矢作用。《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山西神庙剧场考》在考察戏曲文物的同时，也著录了许多新的戏曲文献史料。他如《说剧》、《优语集》、《宋元戏曲史》、《宋金杂剧考》、《清代戏曲史》、《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在戏曲文献资料的搜集、钩稽、寻访、考索方面都成绩斐然，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绝无仅有的装扮排场。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附丽着角色表演、舞台调控的各种真实信息。它们或径直简化省略，或额外增补添加，前者往往干脆被忽视，后者虽多所瞻顾，但观照仍嫌寂冷，尽管如此，却都为中国古代戏曲已失去光和影的舞台演出保留了无数珍奇的原始资讯。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张协状元》“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早期南戏融合各种伎艺未化的痕迹”，不仅“保存了诸宫调、宋杂剧等演出的片断”，而且“对我们了解早期南戏的剧本创作、演出形式并借以探索南戏形成的艺术渊源和对后世戏剧的影响”极有实证价值(38)；《元刊杂剧三十种》大部分剧本之唱词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多，宾白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少，甚至少数剧本只存唱词而宾白全缺，遂衍生出元杂剧“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39)、“初时止有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40)的推断，它的宾白的简化省略对探讨元杂剧的实际演出情形无疑颇具认知价值；《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有102种抄自内府或以内府本校勘的剧本缀附了穿关，详细开列每折戏的登场人物及其穿戴衣冠、髯口与所执砌末，数量之多，名目之细，就杂剧演出资料著录言实在无与颉颃，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戏曲服饰史料”，对“研究戏曲舞台美术的历史演变”，很有参考价值(41)；《清昇平署戏曲文献》的发现使一向甚感神秘的清代宫廷演剧大白于天下，它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相当完好地保存了宫廷戏演出的翔实资料，从机构沿革、制度废立、剧目编排、舞台表演，举凡与戏曲演出相关者都有清晰具体的档案记载，卷帙之繁，规模之巨，为世所罕见，使“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替代，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42)；《车王府曲本》几乎皆为皮黄戏演出的脚本，既有记录戏班艺人现场演出的“全串贯”，也有导演为掌握剧情而随手使用的“总讲本”，不仅标注脚色、唱词、说白，而且附载音乐、布景、动作、表情以及相关舞台提示，虽因带有草稿性质而甚显凌乱，却非常方便实用，真实可信，它是一个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资料库，“为研究说唱艺术史、戏曲表演史、汉语演变史、清代政治文化史以及民俗民情、宗教信仰、民族关系”(43)，极有征引价值。而明成化刻本《白兔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青阳腔民间抄本四种诸单行本，《南词引正》、《鸾啸小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今乐考证》诸戏曲理论著作，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为代表的戏曲文献史料都蕴蓄着极其丰富的古典戏曲演出资料。若将这些资料认真加以整理归纳，中国古代演剧史肯定会以饱满充实替代单薄干瘪傲立于世人眼前。
第五，鲜为人知的藏迁轨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具有机遇迥异的庋置经历与遭际离奇的流转过程。它们或厕身于神州中土，或寄迹于别国异域，显现，隐没，再显现，再隐没，此起彼伏，循环往复，自问世迄被发现，无论沉潜浮露，曾都屡遭劫难，备受漂泊。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竟惊见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44)，斥资璧购暂存“天津某银行保险库”，抗战胜利复“不知下落”(45)，幸赖仿抄得以衍传；《元刊杂剧三十种》经李开先、何煌、黄丕烈收藏，因有人从吴门购回而不幸流落日本(46)，罗振玉、王国维在东京发现它并将其公布于世，今国内所见乃据日藏影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更为蹇舛，先后经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孙伯渊多人措手，最终被郑振铎发现于抗战正酣的上海(47)；《清昇平署戏曲文献》原本善藏京城，却因宣统溥仪废黜，而“惟昇平署在宫城外，故其太监得私以档案及戏曲稿件，售于小书铺”(48)，如此复散复聚，旋失旋得，由于散佚和发现之间为时较短，遭受磨难尚少；《车王府曲本》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钞本”(49)，它的藏迁亦甚为典型，今一部分收藏于大陆，一部分保存在台湾，二部分流落于日本，而其缩微胶卷还远藏在美国、英国，所经人事尤为扰攘(50)；颇具传奇色彩的《风月锦囊》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就被传教士转呈西班牙国王，秘藏于“爱斯高里亚尔静院”(51)(今埃斯科里亚尔圣·劳伦佐修道院)，直至20世纪中后叶方通显于世，封存境外长达四百余年之久，原物虽无望返还，但影印本已发行国内外；《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七种，“幸赖日本内阁、尊经阁两文库保存至今”(52)，它们在境内究竟何以亡逸、又何以为日人收藏，今均无确切史料；而发现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发现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大明天下春》，发现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满天春》、《钰妍丽锦》，发现于德国萨克森州的《百花赛锦》，以及与今仍珍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乐府红珊》、牛津Boodleian图书馆的《乐府菁华》、牛津大学的《乐府歌舞台》，庶几全是“作为古文物被人带到欧洲”(53)，可谓藏迁国度最遥远的戏曲选集，正越来越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霜崖曲话》诸戏曲理论集虽俱发现于国内，较少经受劫难，但待真正公开流传，已是历尽沧桑；至于《西游记》杂剧、《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诸戏曲单行本也都拥有各自甚为奇特的藏迁历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藏迁轨迹不仅给戏曲文本的世代传承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也为古典戏曲跨越国门、传留境外提供了早期中外文化互相交流的有力证明。这对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很有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不仅为中国戏曲学界洞开了一片气势恢弘的雄阔天地，使后世能够欣赏往昔未曾寓目的原始戏曲作品、论著及史料，而且驱动了中国古典戏曲整理、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就像《南词引正》的发现彻底恢复了魏良辅《曲律》的真实面目一样，它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从主体价值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在初写原刻、孤本秘籍、散编逸篇、装扮排场、藏迁轨迹诸方面都反映出为普通戏曲文献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和珍贵性。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从主体的角度观照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除此而外，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可以说是一座价值连城的文化宝库，在戏剧学、文献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学、考古学、中外交流学诸领域都蕴藏着浑朴价值，正如王季思称誉《车王府曲本》“诉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54)一样，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整理。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从主体的角度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作了较系统的概括和归纳，从而为今后戏曲文献的全面整理及深入研究提供一种铺垫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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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4年03月12日 15:29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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