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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旅游成为产业之前，长期以来，为了表达政权代表的是各民族的利益，官方必然要寻求和建立各民族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民族内部的地方与文化多样性是不予考虑的{52}。就中国境内两个最大的傣族聚居区德宏和西双版纳而言，前者的傣族人口要多于西双版纳，是中国境内傣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但是，其境内除了傣族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较大的少数族群——景颇族。相比之下，西双版纳主要是傣族。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纯粹性”，加之其在地理政治意义上的重要地位{53}，使得西双版纳在官方口径的民族再表现(ethnic representation)中得到了特殊待遇，使泼水节成为西双版纳的商标{54}。
然而，为什么几乎所有傣族研究者和文献都把泼水节说成是傣历新年，使这一说法形成一种“垄断”地位?我认为，在解释有关傣族传统的制造和再造时，我们不能低估代表官方口径的学术和传媒等文化产业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国家中，在有关傣族历史文化的话语权方面，汉语文献和汉语学者的观点在官方语言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在50年代之前的田野调查、50年代的民族识别、新傣文的创建、傣族历史的编写以及后来的傣族文化研究等诸多方面均有体现。由于德宏历史上各个土司政权长期割据争斗，使得文献资料保存不多，而西双版纳则较为统一稳定，文献资料的保存要丰富得多。加之不考虑民族内部之地方与文化多样性的时代的限制，改革开放前政治色彩鲜明的学术研究和传媒文化也就把西双版纳作为整个傣族的代表，把其对泼水节的解释作为整个傣族的情形加以建构、加工和制造，使泼水节即傣历新年这样的话语成为官方学术话语。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虽有减弱，其影响却未完全消失。不少学者或多或少出于汉族中心主义意识的影响，忽略了傣族的内部差异，对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只是简单援引了老一辈学者此前的观点和资料，从而沿袭了泼水节即傣历新年的观点。而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媒体则在官方政治话语和官方学术话语的推广和普及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关于泼水节乃是傣历新年这一说法，不断地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以及有关傣族的网络信息中，铺天盖地地把这样的信息推送给广大受众。于是，官方政治、官方学术权威和传媒文化产业一起，共同把泼水节这一傣族庆典制造成了象征傣族的傣历新年，使西双版纳、傣族和泼水节在普通民众的眼中划上了等号。
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全球化发展带动起来的旅游产业的出现，傣族民间也出现了与官方口径有所不同的对自身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自1961年中缅两国领导人在西双版纳共度泼水节以后，该节成为傣族的卖点。于是，对于泼水节的品牌制造、加工和展演成为各地傣族争相追求的实践。不仅各个傣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经济、广泛招商引资的目标指引下不断开发、利用泼水节这样的傣族品牌，而且傣族民众也通过有选择地复兴和发展传统仪式{55}，强化着自身的傣族性{56}。在对自身“傣族性”进行建构的过程中，傣族不仅同他族进行竞争，而且，在其内部也存在着竞争。比如，在西双版纳与德宏这两个最大的傣族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对傣族代言人地位的竞争。{57}
按照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看法，“土著文化”并不是只能对现代性的文化做出消极地反应，而是出于他们自身文化的理念，在本土宇宙观的支配下将外来文化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去，同时，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借以完成自己的文化转型，并构建起他们新的文化认同。{58}在把泼水求雨祈福和佛诞浴佛习俗结合在一起制造成傣历新年之后，在现代性广泛传播的今日，傣族又把汉族和其他族群所看重的“泼水”特点予以放大，强调其对傣族的代表性，进而将其作为文化资本在旅游宣传和招商引资中予以竞争、展示和利用，制造出了了一种新的传统。
何为传统?传统的时限有多长?与我们想象的情形相反，正如霍布斯鲍姆充满睿智地指出的，那些表面来看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59}例如京剧，不过百多年的历史，却被塑造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和“国粹”。在我看来，原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原生态”传统，传统只不过是不同族群在确认和维护本群体认同时，在话语上使用的策略性旗号或标志，就像国旗、国徽、国歌一样，是起到号召作用和宣称其合法性的一种借口。因而，传统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和不断塑造形成并仍在不断变迁着的。只不过这种变迁有显隐快慢之分。通过对傣族泼水节及其相关新年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不断被制作和再造的变迁过程。
*本研究获得了南京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项目“汉语言文字与民族认同”和南京大学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民族认同与中国研究”的资助。本文初稿曾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谋思谈”上报告，得到了与会师生的批评指正，尤其得到了范可教授的评阅和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注释】
{1}[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 ～ 17页；Tan Chee-Beng (ed)， Southern Fujian：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 in Post-Mao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范可：《“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46 ～ 52页。
{3}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为陈茜：《泼水节的起源、传播及其意义》，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62 ～ 66页；《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傣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 ～ 220、233 ～ 234页；张公瑾：《傣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 ～ 129页；杨丽珍：《试论傣族和东南亚的泼水节及其传说》，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4 ～ 707页；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64 ～ 65页；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 ～ 40页。
{4}张公瑾：《傣族文化》，第104 ～ 129页；《傣族简史》，第219 ～ 220页；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第191 ～ 196页。
{5}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第196页。
{6}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 ～ 299页。
{7}T’ien Ju-K’ang， Religious Cults of the Pai-i along the Burma-Yunnan Border，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1986， p. 57.
{8}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第101页。
{9}陈少英：《佛陀的年代及三期同一庆》，载《无尽灯》季刊第四十八期，转引自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据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年6月第5版影印)，第6290页；杨丽珍：《试论傣族和东南亚的泼水节及其传说》；杨维中等(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0}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第407 ～ 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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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0年第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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