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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2009年深圳发生的学童绑架案为切入点，考察由此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在对各方言论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相关人员深入访谈以及对深圳5区10所小学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再现了群体层面的流言演变为社会层面的谣言，并最终沉淀为文化层面的都市传说的全过程。从流言到谣言再到都市传说，既是时间递进、传播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意义不断升华的过程。从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都市中孤立的个体、断裂的社会及异化的文明，同时也看到了民众对群体认同、官民互信和回归传统的渴望。
【关键词】流言；谣言；都市传说；深圳；绑架
一、引言
2009年6月至11月，深圳接连发生了4起针对中小学生的绑架案，其中有2起惨遭撕票。4个孩子，相对于深圳1400万的常住人口，以及每平方公里17150人——全球第5的人口密度{1}来说并不算多。然而，这4起绑架案引发的舆论风波却让深圳这座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新移民城市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城殇”。这场官民话语博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阶段性特征：在官方公布信息之前，流言和谣言粉墨登场，搅动民众脆弱的神经；而在官方公布信息之后，喧嚣的舆论沉淀为都市传说，静水流深，向民众讲述具有警示意味的现代寓言。在对各方言论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相关人员深入访谈以及对深圳5区10所小学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将再现深圳学童绑架案由流言发展到谣言最终演变为都市传说的全过程，并探究这三种“畸形舆论”背后的社会现实和民意诉求。
二、事件背景
2009年6月24日，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六年级学生小曹被绑：警方于7月9日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解救小曹(以下简称“南外绑架案”)；10月20日，南外另一名六年级学生小易被绑：警方于11月12日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但小易已遭撕票(以下简称“南外撕票案”)；11月3日，深圳高级中学初一学生小麦被绑：警方于11月6日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解救小麦(以下简称“深高绑架案”)；11月17日，深圳园岭小学六年级学生小陈被绑：警方次日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但小陈已遭撕票(以下简称“园岭撕票案”)。
图1在纵深的时间维度上对4起案件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标注。我们可以看到，从案发到告破，时间差短则1天或3天，长则半个月或3周，平均破案周期为10天，警方反应不可谓不迅速。在警方和绑匪展开正邪角力的同时，官方、媒体和民众也正在进行信息和话语博弈。与警匪之间的殊死搏斗不同，舆论场上的博弈不是要一决胜负，而是力求三方良性对话。遗憾的是，在这场博弈中，本应引导舆论的官方反应迟缓，而本应疏导民情的媒体也束手束脚。具体而言，纵横对比案件进程、警方信息公开和媒体报道日程，学童绑架案的舆情呈现出以下阶段性特征：
第一，除了6月发生的南外绑架案获得相对迅速的信息公开和媒体关注外，其他3起案件的信息公开严重落后，媒体关注也相对不足。从10月20日南外撕票案到11月接连发生的深高和园岭绑架案，存在较长时期的官方信息空白期和媒体报道空白期。虽然警方的缄默或许有技术层面的考虑{2}，但客观上造成了民众的猜疑和恐慌，为流言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留下了空间。在官方失语的情况下，毗邻深圳的广州、香港媒体通过“异地监督”的方式率先破冰。其中，多家港媒在12月6日所做的报道引起热议，最终迫使深圳警方于两天后公布案情，从此学童绑架案的舆情实现转折：官方信息和媒体报道成为舆论场上的主旋律，流言和谣言偃旗息鼓。
第二，深圳媒体于12月9日开始对绑架案展开后续报道，并对深圳警方的“校园周边整治行动”和“平安鹏城10行动”进行了系列追踪报道，较好地扮演了“喉舌”角色。而异地媒体则更多地从非官方角度报道和评论学童绑架案，较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
三、文献综述
如果说官方公告和媒体报道是对学童绑架案的“正史”呈现，那么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这一系列“畸形舆论”{3}则是老百姓对学童绑架案的“野史”讲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流言、谣言和传说基本上通用于指代各种捕风捉影、真假难辨和大道不传小道传的消息。事实上，从学术角度来看，三个概念的本质、内容、发生语境、传播形式、功能都各有侧重，不可混为一谈。
在西方，流言的学术对应词为gossip，谣言的学术对应词为rumor。西方学者从二战开始对它们展开系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其主要路径。在他们看来，流言表面上是关乎个人的闲言碎语，而实质上却是群体互动中重要的社交语言(social talk)：一些无伤大雅的流言(比如，员工关于老板的各种猜测)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社交网络、获得群体认同；而一些指向第三方的对抗性流言(比如，某某是同性恋)则可以加强群体规范、维护内部和谐。{4}
流言主要在群体层面发挥影响，而谣言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综合西方学者的定义，谣言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5}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6}，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7}。通过对谣言的“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s)，人们获得了社会认知，规避了社会风险，解决了社会问题。{8}尽管谣言和流言同样具有“非官方”色彩，但谣言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并且指向重要的社会(以及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人)问题，而流言的内容则仅是关于个人的鸡毛蒜皮式的闲谈(idle chatter{9})。
与西方学者的社会心理学路径不同，中国学术界侧重流言和谣言的对策研究，像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那样见微知著，从乾隆年间的“叫魂”妖术大恐慌中解构出专制体制下各社会阶层的失序与动荡的研究并不多。{10}中山大学的李若建对“毛人水怪”谣言的研究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民间集体记忆”的威力{11}；而新闻学者徐晖明和严三九针对非典的研究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权威声音的缺席导致处于“应激状态”的公众不得不用流言来“解决疑难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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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0年第1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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