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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宋代“地方”观念与地名百咏的兴起
方志发展至宋代，出现划时代的开拓意义，无论是修志行为的普遍性上，还是方志成书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也基本上在宋代定型，之后的明清两代，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最多只是局部的微调而已。作为“方志”的两个基本要素，“志”的建构，在两宋时期体现为志书结构的成熟和理论的深化;“方”的发展，在当时则体现为广大文人“地方”观念的形成和强化。在这样的理论和观念情势下，以诗歌为代表的韵文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地志化的发展特征。当然，与宋代文学文献的整体规模相比，地志化韵文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关键是这一文学创作现象在宋代的生成和崛起，对之后明清两代风土诗歌的辉煌起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和引领作用。
现存宋代书目中著录有不少单独成卷的怀古诗、题咏诗，如傅牧的《西湖古迹事实》之类，这类地名组诗在本质上与百咏已无太大差别，都是自成一体的歌咏一地风土的作品，其数量颇众，后人有“宋世文人学士歌咏其土风之胜者，往往以夸多斗靡为工”⑨之说。诚然，这些作品在创作规模和频率上不及明清两代那么蔚为大观，但它作为带动地方风土创作的一股风气，延绵近千年而不绝，其开先河之功，自不可没。即使从狭义视角切入，抛开那些创作性质模棱两可的怀古诗、题咏诗不谈，只考察自觉地以百篇为结构体系的地名百咏，在宋代也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如曾极的《金陵百咏》，许尚的《华亭百咏》，张尧同的《嘉禾百咏》，阮阅的《郴江百咏》，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等，皆为当地风土吟咏的开山之作。另外还有不少散佚的作品，也可略窥一时一地的创作风貌，如杨蟠的《钱唐西湖百咏》、《永嘉百咏》等，虽全帙不存，当时的文学风气概可想见。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代地名百咏的生存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具有较鲜明的纪实色彩。百咏作者们对此表现出较高的自觉性，甚至已经意识到这是笔下作品区别于前人写景文学的一大优势。他们在创作之前会翻阅大量典籍，有的甚至实地采风，确保作品有较强的纪实性。如《西湖百咏》“每题之下各注其始末甚悉，颇有宋末轶闻为诸书所未载者”⑩;《南海百咏》“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为七言绝句一首，每题之下各记其颠末，注中多记五代南汉刘氏事，所引沈怀远《南越志》、郑熊《番禺杂志》，近多不传”(11)。尽管这些作者未必预料到所征引的文献片段在百年以后竟依赖自己的作品而保存下来，但仅仅是“每题下各注其始末”的书写举动，相对于宋以前的文学作品来说，已算是颇为自觉的历史书写行为了。二、具有较深入的微观视角。与宏大的正史叙事不同，地名百咏是从某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角度切入来进行创作，因此大多能跳出宏观视域，注重地域细节，具有一定的补史功能，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历史社会信息的细节补充。当然，这一补史功能是从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宋人对此未必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在严格意义上，真正有强烈、自觉的补史色彩的风土文学创作，在晚明以后才渐成传统。三、开拓诗歌的题材和创作模式。在两宋以前，虽然也有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王维《辋川集》二十首等较具规模的地名组诗，但杜诗主要抒写个人的游历情怀，王诗则侧重私人空间的景色描绘(12)，其意与吟咏地方的历史风土相比，依然隔了一层。二十首的规模虽然也不小，但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比较薄弱，不像宋代以后的地名百咏，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所强调的，不只是简单的作品排列和叠加，还有更多层次、更广视野的整体观照和把握。换句话说，在风土作品所包蕴的地方知识信息的结构建架上，宋代地名百咏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代地名百咏的缺点也很明显，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典故较多，内容抽象，有些作品没有注释就难以流畅地阅读。《华亭百咏》“题下各为注，然百篇之中无注者凡二十九，而其中多有非注不明者，以例推之，当日不容不注，殆传写佚脱欤”(13)。由于《华亭百咏》的注文较少，博洽如四库馆臣，也觉得部分诗歌存在阅读上的障碍，猜想是不是在文本传抄过程中发生过注释文字的脱佚现象，足见其诗之艰晦难懂，其注之惜字如金。二、词汇、意象的重复度较高，有时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吊古之诗，大抵不出今昔之感。自唐许浑诸人，已不能拔出窠臼。至于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则数首以后语意略同，亦固其所。”(14)这种诗歌意象上的雷同，固然与作家文学素养的高低有关，但体式及内容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平阅历的平淡无奇，地理空间的单一性和狭小性，都难免抑制了作家的创作思维和情感。另外，创作上的急就章行为所造成的文学伤害也不可忽视，就现存作品看，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清，无论是地名百咏还是竹枝组词，很少有字斟句酌、长时间推敲的作品，反而逞才弄巧之笔不少，以夸大求多为能事，这种创作态度的偏离，同样是百咏诗“语意略同”的一个原因。三、有些作品尚未跳出咏史诗的窠臼，仍有借景抒怀的色彩，而不是就“地”论“地”。如王野评马之纯《金陵百咏》曰：“事核辞质，义正趣远，兴亡理乱之迹，盛衰因革之故，了然在目。览之者足以慨六代之遗风，垂万世之法戒，同于诗史。”(15)这里所谓的“诗史”，仍重在咏(古代)史而非纪(当代)史，无论是诗学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小了很多。当然，公允地说，这一点无所谓优点还是缺点。因为从风土纪事的角度来讲，宋代地名百咏所体现的历史书写观念的自觉性，只是相对于前代而言的，与晚明以后的竹枝词、纪事诗相比，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推动的过程，宋代的地名百咏不可能实践几百年后的文学责任，我们对此不必苛责。
如果我们跳出宋代的范围，进入通代的考察层面，可以看到，虽然从主题的角度来讲，地名百咏所侧重的山川古迹，只是风土地理中的一个二级门类，其所涵盖内容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后来的地域竹枝词。但笔者认为，地名百咏作为一种较独立的文学体式，仍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文学特征，可作专题、深入的考察。一方面，地名百咏的体式选择，是五律、七律、七绝、排律皆可，它在文体学意义上比一概七绝的竹枝词更加宽泛和自由，能够包容更多的知识信息，能够在体式范围内给予作家才情更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地名百咏的发生时段和主题特色，决定了它不仅比竹枝词更早生成较自觉的纪实功能，而且在对历史、人物、人文地理等客观信息的记录上，较之纪社会、纪民生、纪风俗、纪生态的竹枝词更加细致，这是“拐点在宋”的关键所在。如宋人董嗣杲撰《西湖百咏》自序曰：“目得意寓，叙实铺写，非但如杨、郭二子披图按志，想象高唐而已。搜索奇胜，难遍以数。举此直据，予所见不以夸奇斗胜为工也。”(16)在董嗣杲看来，杨蟠和郭祥正所撰的《西湖百咏》，都是书斋中的产物，没有实地勘察的经历，只能算是一种付诸文字的臆想，而自己搜索直据得来的平实文字，更具史料文献的价值。到了明正统年间，寓居杭州的文士陈贽追和百首，杭州知府陈敏政为之序，对董、陈二人作品赞誉有加，以为“将与王摩诘《辋川杂咏》、朱晦庵《咏武夷九曲》及近时高季迪《姑苏百咏》并重不朽”(17)，他所提到的这几类作品，基本上涵盖了在竹枝词进入自觉纪实层面之前的大部分涉及地理书写的诗歌类型，而地名百咏正是明代中期以前这些文学地志化类型中的最成熟层级。
另说一句题外话，这些趋于地志化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学科属性为何，历代目录学家也是意见不一，存在一个不断辨识、归类、纠正的过程。以全国性的书目为例，晚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夏时《湖山百咏》、冯梦祯《西湖竹枝词》等二十多种地志文学单行本，全部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下，而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却被著录在“集部·文史类”下。如果说以上做法充分考虑了作家的写作动机，夏、冯等人的作品带有鲜明的结构特征，而杨维桢编的《西湖竹枝词》，只是一部唱和诗汇编，没有太多的结构性，黄氏出于对创作视角与编纂视角的区别考虑，将诸书分在不同的子目下，尚在情理之中。那么，董嗣杲《西湖百咏》著录在“集部”，而陈贽《和董嗣杲西湖百咏》著录在“史部”，则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见至少在明末清初，学者们对地志文学这一类型虽有初步的认识，却远没有到能作出自觉、精细界定的地步。到清代中叶，《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地志文学的属性界定，虽有模糊的一面，但已表现出较好的统一性。馆臣根据文学体式，将《华亭百咏》、《郴江百咏》、《金陵百咏》、《南海杂咏》等作品全部著录在“集部·别集类”之下，分类清晰，没有出现相同文类分居不同子目的情况。但需要留意的是，《朝鲜赋》没有著录在“集部”，而是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下，可知馆臣们的文类认知还是略显狭隘，尽管在不同诗歌类型之间达成了统一，却没有认识到都邑赋和风土组诗在书写目的上同样存在某种一致性。不过相对于清初学者的分类标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规范。可以说，在清代中叶以后，虽然没有“地志文学”的提法，但对这一文学类型的认可已经趋于常态。之后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这一文类的大学科界定，即在传统书目中是置于史部还是集部。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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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2月02日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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