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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时所接触的专家里面，有没有名气不大但实际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傅璇琮：有两位学者值得介绍。一位是王仲闻先生。他是王国维的次子，1959年进到中华书局工作，是中华聘请他来的。解放前，他在北京一个邮局工作，他所担任的职务据说非参加国民党不可，于是他入了国民党。这样一来，五十年代前期他就给戴上了一顶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1957年以后，他又多了一顶右派帽子。金灿然先生非常注意专业人才，知道他学力深厚，让他过来上班。南京唐圭璋先生辑录整理了《全宋词》，中华书局想出，委托王仲闻先生审读，他提了不少审稿意见，水平很高。浙江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要在中华出，王先生同样提了不少很高明的意见。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请王先生重新点校一下《全唐诗》，出版意见由我来写，最后署名“王全”，浙江话“璇”、“全”音近，这是徐先生代拟的。现在南京大学重新做《全唐诗》，很肯定中华出的这套书，其中王先生的贡献是不小的。他的《读词识小》曾经请钱锺书先生审稿，钱先生说这是本奇书，非常好。“文革”的时候，中华书局没批斗他，但是王先生住的地方的红卫兵斗他斗得很厉害，还抄了他的家，这本《读词识小》就遗失了，非常可惜。后来，王先生就自杀了。
另一位是陈乃乾先生。陈先生出身藏书世家，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作，收了不少古籍珍本善本，传说他后来调到北京，专门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给他运书。1958年，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的整理，其中《三国志》的点校工作就是他负责的，他时间抓得很紧，很快完成，1959年12月书就出版了。但他在中华书局的主要工作，还是主持古籍影印的大项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提要》，都是他编印的。我当时不过二十几岁，是个年轻编辑，但陈先生很信任我，约我给影印本《史通》、他编的《清人考订笔记》写出版说明。陈先生这样关心年轻人，提携后进，让我很感动。
您刚进中华书局，是在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当时您所经历的古籍出版工作是什么样的？
程毅中：我是1958年12月提前分配到中华书局的，在文学组任助理编辑，编发文学古籍和有关古典文学论著的书稿。1959年夏天，组织交待下来任务，让我编《海瑞集》。我当时有些奇怪，海瑞又不是文学家，这部集子为什么交给我来编呢？当时对海瑞，我也只是略有所知而已，因为我本来是学文学史的，对海瑞的了解，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但自己动手编书，毕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从中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对后来的工作很有裨益。
现在看来，出《海瑞集》无疑是趋时的举动，就因为毛主席讲了一句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海瑞一下子热得不得了。1959年4月份毛主席夸了海瑞。7月份就开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了。吴晗1959年9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海瑞》，已经觉察形势有了变化，专门在结尾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假冒海瑞。可是他最后还是未能幸免。出《海瑞集》对中华书局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1962年12月，《海瑞集》出了以后，受到金灿然先生表扬，我当时还沾沾自喜。可到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就终日惴惴不安了。“文革”的时候，这更成了金先生的一大罪状，说是配合彭德怀右倾翻案风，要害是罢官。其实最开始海瑞热起来那个时候，强调的都是海瑞上万言书，不是罢官。吴晗编的京剧剧本是《海瑞罢官》。
您所亲历的五六十年代的古籍出版情况是什么样的？
程毅中：当时全国范围内，只有三家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个古典文学部。1958年以前还有一个出版社叫文学古籍刊行社，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牌，也出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影印善本。但当时这三家出版社的编辑力量还不算强，古籍整理的条件也不十分好，约请的专家学者多忙于研究和授课，能够答应的，交稿时间也很漫长。
在我的印象中，中华书局重点是抓总集，排印了《全唐诗》《全宋词》《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影印了《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文苑英华》等。《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虽然是影印的，但也初步做了整理加工，书页上有校记，这是书上用铅字打上去再照相的，还加了断句。当时还有一个古籍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很小，但是一上马就搞《资治通鉴》。所以《资治通鉴》第一版是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的，后来古籍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中华1958年就是用古籍出版社的版子重新印的。那时候的纸型也没办法大改，可以作一部分挖改，但是不能增加字，因为一动行，就“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书版都要跟着动。《资治通鉴》由十二位历史学家标点，有顾颉刚、聂崇岐等第一流学者，当时抓得比较紧，一年就点好编出来了，但也有些问题。吕叔湘先生“文革”中靠边站了，细读《资治通鉴》作为消遣，从书中挑出了一两千处标点错误，我们基本上照改了。前不久，《光明日报》上也发过辛德勇先生的文章，专谈《资治通鉴》的问题。
虽然那个时期重点是抓总集，但也有一些别集。还有一些史料笔记，一些单行本比如《唐摭言》，五六十年代都出了。
程毅中：《唐摭言》最早是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的三十二开的小本，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再出。大多是二十四史出完以后，作为补充史料来做的。
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很早出的。后来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比较晚了。这套书的缺点是一本一本地出，不是整套一起出，第一册最后出，因为它有目录。书只能一册一册卖，结果印数不一，卖的数量也不一，压库的情况不一样，就浪费了，后来就等全了以后重新再印。我自己的也是不全的，后来要补也补不齐。那时候好几套书是这么出的，结果造成浪费，《清史稿》也是如此。主要是周期慢，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十多册，前面二十多册都压在库里，等到出齐又配不全，所以造成了浪费。“文革”结束后出版局主持制定了一个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规划，由三个出版社分工合作，上海叫“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北京叫“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同时还定了十五个大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了好几种，曹植、韩愈都归他们，杜甫当时约了山东大学的萧涤非，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版。原因一是要求高，因为杜甫资料多，另一则是萧先生去世以后就主要由首都师大的廖仲安先生负责。他事情多，一直拖到现在，现在山东大学好像把这个事情完成了，耗时将近四十年。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从实践经验来看，李一氓先生抓得比较好。他总结了经验：一是抓重点，自己抓几部大书；二是给必要的资助，他要了钱，分给教育部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要整理工作在高等院校，就拨一笔钱给他们掌握，古籍整理小组掌握一部分；第三是依靠群体，“文革”以前有一个偏向，定了规划以后找作者，作者的确是对口，但有各种情况，一是教学工作忙，一是年老体弱完不成任务。比如《屈原集》找的是金开诚先生，他圆满地完成任务了。《陶渊明集》找了袁行霈先生，他是二十年磨一剑。《白居易集》找了顾学颉先生，顾先生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但他年老体弱，最后去世了，中华书局又找了一位年轻的谢思炜，出了现在的《白居易集》。我个人的体会是，过去有时候强调找专家，但是专家不一定能保证完成任务，这是要有所改进的，另一方面，出版社只有三家，太少了一点。李一氓先生鼓励地方也成立古籍出版社，原来怕乱出，集中到中央，后来就放权了，稿源就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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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4-01-19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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