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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傣历新年节旅游化的民族志考察，这个个案研究集中描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如何参与这一节庆空间的话语塑建，以及这些主体的参与和界定如何影响着节庆空间的表述，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性。该研究在突出国内民族节庆旅游官方性运作的基础上，把视角从节庆旅游空间的单向权力结构分析转向对权力的流动和对权力利用的创造性的考察，分析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
关键词：泼水节；节庆旅游；少数民族节日
作者：李靖，美国 Gettysburg College 亚洲研究系副教授
1961年周总理访问了云南西双版纳并和傣家人泼水庆祝傣历新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从规范化的语文课本到年画和歌曲，这一幕不断地影响着国家话语对傣族文化的界定。“泼水节”——这个对傣历新年节的汉语称法[1]——也成为了国内主流社会对版纳傣族认知想象的一个文化符号。然而，从80年代始，当版纳成为民族旅游地以后，“泼水节”不再只是一种文学描述和文化想象，而且也成为国内主流社会亲身体验傣族文化的经典性方式。尤其进入90年代，在当地政府和旅游业的推动下，“泼水节”被冠以“东方狂欢节”的名称来增加其异文化的独特魅力。每年4月13号到15号，成千上万的游客汇聚在景洪市的澜沧江畔和栽满了椰树的大街小巷，期待着和本地人一起去经历“真实”的“泼水节”。密集的人群、灼人的气温、鼓铙震天的龙舟赛，以及劈头盖脸疯狂的水战成功地演绎着“东方狂欢节”的品牌和盛名。
不仅如此，“泼水节”在版纳已经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旅游项目。如今，矗立在版纳景洪市曼厅公园大门处的周总理和傣家人一道泼水祝福的大型石雕，既是省级保护文物，又是游客每天都可以参与体验泼水活动的场地背景。2006年“泼水节”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同年一场大型的山水实景文化表演《泼水节印象》在版纳勐罕地区出台。如其宣传语所说，“天天泼水节”，这种表演把一年一度的“泼水节”精心打造成了外地游客们每天都能经历的“此时此刻”。
像版纳泼水节这样的现象，在当前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乏其例[2]。它反映了旅游消费主义[3]在国内兴起之后，少数民族节庆被展现并被日益商品化的一个潮流。虽然这种潮流在国内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但几十年来国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学科的研究表明这是全球旅游工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如美国民俗学者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指出的，节日是一种“浓缩的文化物象 (encapsulated cultural object)”[4]。集色彩、氛围、动感、戏剧性于一体的民族节庆活动往往成为民族民俗文化集中体现的亮点和高潮。这对寻求异文化经历的游客来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亲身参与体验民族节庆活动都具有着毋庸置疑的诱惑力。
同时，学者们在世界各地不胜枚举的个案研究也表明，虽然民族节庆旅游具有全球普遍性，但是其在不同地域所呈现出的具体操作和展现形态却变幻多样。而这种地域独特性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即国内民族节庆的旅游化带有着强烈的行政运作色彩。在旅游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中，政府的主导和组织行为操纵着民间仪式的运作和构建，并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在继续突出这种官方性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把视角从节庆旅游空间内的权力结构分析转向傣历新年节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展示过程本身。在对这一过程的民族志式的考察中，民族节庆旅游被理解为不同社会群体和话语之间权力互动的空间。文章所要集中探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如何参与傣历新年节的话语塑建，以及这些参与和界定如何影响着节庆空间的表述。
一、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视角：民族节庆旅游和权力实践(the practices of power)
在已发表的关于景洪泼水节旅游化的研究中，传统节庆的意义功能的变迁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指出，传统的或者在村落层次上的傣历新年节不仅体现了岁时更替之际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其宗教信仰，而且是其成员建立认同感的一个文化空间。然而景洪市区政府组织的“泼水节”中，旅游化的语境使得傣历新年节中的深层本质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其宗教性，被商业化的气息和狂欢的喧嚣稀释甚至消解[5]。
在理论层面上，一些学者积极借鉴了“传统再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视角[6]对这种官方旅游化语境中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思考，认为景洪的泼水节虽然“仍是由传统的某些‘材料’拼接”，但它已经成为政府为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一种“表演仪式”[7]。比如，泼水节期间的日程安排，活动项目的组织(尤其是节日期间的经济商贸活动)，以及泼水地点方式的规定等，都由当地政府决定，而传统的主体则成为被动的参与者，被纳入政府的官方行动中[8]。在此分析中，作为国家意志代表的当地政府，通过其行政权力和官方行为对民间仪式进行操纵和整合，而民间仪式成为被再生产的一种文化符号和商品。泼水节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和民间传统相互对立并呈现出等级结构的一个空间。
这种传统再发明的视角使得民族节庆旅游研究超越了对文化商品化的简单性批判，从而转向对节庆旅游空间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再生产中的政治性。然而，过多注重权力等级结构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理解这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以及理论化民族节庆旅游空间中的权力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比如，虽然政府具有塑建泼水节的行政权力，但是这种官方表演仪式的具体展示则是由多种社会群体的参与行为来实现的。从民族音乐学者杨民康对泼水节仪式音乐[9]以及英国人类学者Anouska Komlosy对泼水狂欢活动[10]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版纳宗教上层及景洪本地人是节庆仪式的主要实施者。虽然从参加游演泼水等形式上而言，这些群体被纳入官方运作，但他们的节庆行为具有着很强的自主性，他们的参与使得官方策划的节庆空间的关系结构变得复杂化。那么，这些多元化的群体为这种官方表演仪式注入了什么样的自我节日表述，而这些表述和官方叙述之间如何交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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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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