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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 目录与摘要
[1]孔军.《中国社会变迁30年》[J].民俗研究，2013,04:2.
摘要：<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巨大，包括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引发诸多研究。《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一书便是其中的杰作。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对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进行描述；第二章讨论作为改革起点的农村社会变迁；第三章就农村与城市互动引起的诸多……
[2]吕微，高丙中，户晓辉，王杰文，宣炳善，彭牧，韩成艳.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J].民俗研究，2013,04:5-33.
摘要：<正>主持人语（吕微高丙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时，“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呈现出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转型，给中国民俗学注入了一股活力。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与技术发展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界着力批判……
[3]刘晓春.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遗产主义”时代的观念启蒙[J].民俗研究，2013,04:34-50.
摘要：“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
[4]梁工.神话学视野中的《圣经》观照[J].民俗研究，2013,04:51-56.
摘要：近代以来，尤其是19至20世纪，在不断拓展的神话学视野中，作为基督教神学大典的《圣经》日益遭到“去神圣化”的解构，显露出人类学的本真面貌。其间洛斯、赫尔德、艾希霍恩、保禄斯、乔治。鲍尔、德。韦特、施莱尔马赫、施特劳斯、勒南、费尔巴哈等人做出了显著贡献，而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巫术和仪式学派、现象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历史学派、形式批评学派等也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和方法。
[5]杜树海.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中西学界有关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为”的争论[J].民俗研究，2013,04:57-65.
摘要：美国人类学家华琛针对中国民间文化提出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为”的概念，苏堂栋等人对华琛概念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科大卫、刘志伟提出“正统化”这一延展性概念，上述研究为思考“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6]苏敏.古史辨、文化实践与蔡元培的民族学观[J].民俗研究，2013,04:66-73.
摘要：关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学界多强调其所厘清的“民族学”之学科内容，而甚少探讨蔡氏所阐述的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蔡元培的民族学观影响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中研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中的古史辨视角与文化实践内容即具体呈现蔡氏眼中的民族学之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能为我们综合理解民国民族学提出另一个思路，也为我们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7]闫爱萍.关公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俗研究，2013,04:74-79.
摘要：20世纪有关关公信仰问题的研究代表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取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关公信仰生成、演化、传播、影响、功能等问题的探讨。进入21世纪，关公信仰问题研究进入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不同学科研究者及其作品背后暗含的问题意识的分析，对学术界关公信仰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和分类，从而揭示出关公信仰问题研究在观念、角度、方法上值得关注和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为研究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
[8]单霁翔.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民俗博物馆建设[J].民俗研究，2013,04:80-88.
摘要：民俗文化遗产，体现出某一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点，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极富独特精神价值。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下，不计其数的民俗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对它的保护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广大民众既是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也是它们的享有者，唤起民众的广泛参与成为实施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对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民俗文化遗产只有植根在民众土壤里才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保护的最高境界。
[9]周蕊，戚桂杰.数字民俗博物馆的建设与推广[J].民俗研究，2013,04:89-93.
摘要：民俗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基础、源头、先决条件。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数字民俗博物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在分析数字民俗博物馆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在建设方面存在的三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资源整合、服务创新”是推进数字民俗博物馆建设的有效手段。最后从技术接受理论出发，分析得出三种数字民俗博物馆的推广策略，以期为数字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和推广提供一些参考。
[10]关昕.民俗文物：领域抑或视角？[J].民俗研究，2013,04:94-100.
摘要：民俗文物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学术标本到“文物”的发展历程。只要反映特定群体具有模式性的文化现象的遗存，都可以称之为民俗文物。对它的价值判定，也应超越二元对立的关系，走向更多样性的诠释。它提示我们要关注文物的文化情境和生态内涵，开拓了博物馆在文物展示、利用等方面的视角；同时强调了博物馆应加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传递和凝聚社会价值，建构“人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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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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