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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葛兆光像：李媛 绘
葛兆光先生第一次接触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还要追溯到2000年秋天。一开始，他读这些燕行文献是觉得轻松有趣，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但十年读下来，燕行文献中呈现的近世东亚世界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问题，同时也伴随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命题的提出，如此，就有了这本即将出版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葛先生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有时候，旧土原本就是“周边”;有时候，“周边”又能变成旧疆。在传统帝国时代，“内”和“外”常常在变动，给现代的民族国家带来很多领土、族群、宗教的问题，而历史上的空间移动，又给现在的历史研究带来很多的麻烦，也给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偌大的、有挑战意味的课题。
您之前出版了《宅兹中国》，现在又写了这本《想象异域》，您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近两年也出版了好几套东亚邻国的汉文文献，也许会有人问，“从中国看中国”还不够么，为什么还要“从周边看中国”?
葛兆光：先从去年的一件事儿说起吧。去年3月，我和一些学者参加哈佛中国基金会组织的一场讨论，主题是应当支持的中国研究课题。大家都在提，欧立德教授就在黑板上写，结果这个讨论好像变成了“什么是研究中国的关键词”。欧立德教授写了一黑板，筛选到最后，剩下了二十多个，集中体现了学界现在讨论的一些问题，这里面就有我们都关注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疆域或国界，民族或种族，国家或帝国，认同与宗教等等。这说明什么?说明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渐渐有一些共同关心的大问题，需要大家一起研究了。
“从周边看中国”就和这些大问题相关，而且也是应该由中国学者来做的事情呀。你不借别人的眼睛，自己打量自己，看得清吗?更何况这些关系到疆域、民族、认同、宗教的问题，里面充满感情甚至悲情，不借“异域之眼”，你未必看得很清楚很客观。现在，中国学界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专业化、领域分割，文史研究变成一门技术活。反正不断有新的史料出来，所以，根本不需要了解其他东西，就用原来的旧范式、旧问题也能做出东西来。还有一种倾向是，光看外面人的研究，新清史来了，就关心满族问题了;现代性理论来了，就关心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区域研究兴盛了，就一窝蜂去做“地方”。这两个极端倾向都不好，我们既要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它们能够激活的问题是什么，同时也要考虑，最基本的史料和课题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做。
那么，为什么你们主要做的“周边”是近世和东亚这一块儿呢?
葛兆光：近世中国，宋以后都算是“近世”，需要格外关注，因为它和现代中国相关。我们推动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课题大体相当明清时代，在东亚，就是朝鲜的李朝时代，以及足利义满以后的日本、黎朝以后的安南。过去我说过，近世亚洲的关注重心，可以逐渐从西往东，就是所谓“从西域到东海”。为什么?因为中古亚洲文化交流的历史，还是以西域为重心，但是在这个时代，东边的交流多了，不仅是日本、朝鲜、安南，连西洋人都是从东海南海这边儿来的。文史研究应该多一点关注东边儿，从这边儿重新打量中国和它所处的周边环境。有关东海这块区域，我们的打算是，第一，要做文献，整理出一些文献来，这是基础，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第二，我们试图提出一些中国学者关注，外国学者也关注的问题来。第三，我们也要了解别人，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欧美，这些学者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可是，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到现在都没有深入涉猎。我想，不要总纠缠什么“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问题和史料是互相促进的，从史料进去之后，发现有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而有些问题的提出，也能带你去找新史料。
我们第一个做的是越南的汉文燕行文献。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用我们做的资料来研究了，但是，我要说，如果他仍然是用这些资料谈中越关系，谈朝贡体制，还不算被刺激出新话题，仍然是以前讨论的朝贡、册封、天下这些传统话题，新资料只是给老话题补充了内容。可是有没有新的话题呢?我的这本《想象异域》里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乾隆庆祝八十大寿，曾经在承德召集各国使团的大聚会，越南的文献中恰恰保存了很多有关史料。其中，就有一些我们过去不曾关心，而新清史研究者可能会关心的问题。第一，在十八世纪，哪里是周边所有国家可以共同交流的舞台?除了北京，就是承德。在北京紫禁城，虽然也有很多国家的使团来朝贡、祝贺，比如冬至、正月，但是，达赖、班禅却一般只在承德，特别是，那一年来热河就是承德朝贺的还有当时的安南国王，这是最高等级的客人了，还包括哈萨克王子，都在那儿呀。这是一个各国交流的舞台，这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其次，我们过去讨论朝贡体制，总聚焦在中外关系，但是外国和外国在中国发生的关系呢?各个来华使团之间在那里也有交集呀，从明朝起，琉球、朝鲜、安南、暹罗的使节就在北京见面，互相打量，这次在承德，好像万国大会，那么他们之间的“较量”、“比赛”和“刺探”又是如何呢?所以，从这些史料里，你可以做些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再次，这些使团来承德，他是来贺寿的吗，是来朝贡的吗?你仔细看，乾隆赏赐给安南的东西要远远多于进贡的东西。它是滨下武志先生说的“朝贡贸易圈”吗?我总觉得，这是一个自认为宗主国的天朝和计算精确的朝贡国之间，在面子与实惠之间，非常有趣的博弈关系。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到现在还有很多新资料没人用，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扩大史料范围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提出新课题的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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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12-08 08:4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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