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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妈祖信仰的国家化、经典化和标准化
毫无疑问，围绕妈祖生成的各种身世、形象和神迹文本，都在逐步层累、不断加注这个女神信仰体系，某些神话传说还记录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同时，历代朝廷根据各自的需求，对民间的妈祖信仰叙述进行收编和利用，通过赐题额和勅封神号的方式将妈祖纳入到国家祀典之中，妈祖信仰逐渐国家化和经典化。
(一)国家的加封与祭祀
历史上朝廷第一次对妈祖进行加封是在宋宣和五年(1123年)，宋徽宗准路允迪所奏，赐“顺济”庙额，嘉许妈祖降桅显圣，护佑大风浪中的使者船只这一神迹。是为妈祖由区域性地方神祇向全国海神转变的起点。
此后，妈祖通过灵泉救疫、助师灭寇、击退外敌、降雨涌泉、救潦退潮、助阵清兵等一系列护国救民之神功，宋、元、明、清历代朝廷对其屡次褒封，共计三十五次。[20]从最初的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加封妈祖为“灵惠夫人”，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升至最高规格的六十二字神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諴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道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神性也由一般的女性神祇变为女性战神，妈祖的尊荣可谓无以复加。
与册封相对应，妈祖祭祀被纳入官方“正祀”。[21]虽然妈祖在宋代已有赐额和封号，但宋代礼典中并无明确记载，其祭祀规格并不明确。及至元皇庆以后，妈祖祭祀才纳入官方国家祀典，列为中祀，与“岳镇海渎”祭仪并重，由朝廷定期遣官致祭。同时，漕运沿岸的妈祖庙也相应纳入地方祀典，享受春秋岁祭。明代曾在都城南京建妈祖庙，并由礼部太常寺官代为致祭，同时对湄洲祖庙春秋行祭，仪制相较于元代又有提升。及至清代，妈祖祭仪规格变动颇多，最终由嘉庆时从康熙年间的国家群祀升格为朝廷小祀，于都城立庙，取少牢之礼，行三跪九叩，遂为定制。
(二)文本经典化
有关妈祖的文本，大致可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碑文，一类是经书，一类是志传。它们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妈祖这同一个对象进行神异叙述的不同结果，但文本之间的彼此交织和重叠，最终形成了一个经典化的、多层次性的妈祖文本体系。
首先是庙志一类的碑文，赋予了妈祖详细的家世背景和宗族世系，甚至影响到《南渚林氏族谱·灵女》的记载，此后诸多文献多认定妈祖为“林氏女”。[22]其次，是出现了佛教的《观音大士说天妃娘娘经》与道教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两宗教经文，分别将妈祖本生与两教的重要神灵产生联系，既是两大宗教企图通过吸纳妈祖信仰来扩大各自宗教影响力的一种途径，也是抬升妈祖神格的尝试。[23]这些都最终影响了妈祖志传和传说的衍变，从《天妃显圣录》、《天妃娘妈传》到《敕封天后志》，都将这些变化的妈祖形象不断调适和整合，最终辑录了一套完整的妈祖神迹传说，[24]妈祖由一位普通的海洋女神转变为身披戎甲的女战神。民间“天上圣母”的称号也被一些官方文本和宫庙碑记所使用。[25]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对妈祖的不同面相进行刻画，使得妈祖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
(三)神灵的标准化 [26]
随着妈祖的神格不断抬升，供奉妈祖的庙宇不断兴建，妈祖的功能由祈雨、护佑航海的海洋女神向求子、助战的全能女神转变，开始对地方神祇产生标准化的影响。
首先是妈祖吸纳了朱默兄弟、晏公等民间神祇，作为水阙仙班的成员。其次，通过与福建古田女神陈靖姑(临水夫人)合祀形成的三圣妃信仰[27]，加上民间传说将妈祖与观音形象联系起来，促使妈祖吸收陈靖姑的保育功能，呈现出了神灵的“多面相”[28]特性，并最终超越了临水夫人信仰。[29]除此之外，天津保漕运的天后也因与注生娘娘和碧霞元君合祀，同样承担着当地的生育神神职，灵力甚至超越北方重要的民间女神碧霞元君。[30]辽宁大孤山和广东的海神信仰中，则出现了妈祖取代龙王信仰，兼并当地神灵或吸纳其他神职，成为主祀神的情况。[31]
总而言之，无论赐额、加封还是祭祀仪制，妈祖一直受到官方的重视。[32]这既与妈祖的“战神”显灵之神迹有关，也与妈祖为海神而保佑漕运的功能关系密切。与早期的地方神祇不同，妈祖已经由民间的“乡土之神”变迁为国家的“公务之神”和全国的“海商之神”。[33]同时，不同的传说文本使得妈祖形象越来越细节化，也越来越经典化，信众很容易受到这些传说的影响，将一些奇异现象附丽于妈祖身上，增加了妈祖的神性色彩，使得神灵功能扩张，吸收当地其他神祇，形成神灵的“标准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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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韩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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