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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体视野中的故事研究
近年来，在语境转向的影响下，对文本的分析不再是故事研究的唯一目的，相应加强了对故事讲述者、故事生存语境，表演的策略和社会效应的分析，立体描写、整体研究成为了故事学界的普遍追求，故事学的研究呈现出了综合性的取向。
2012年度，故事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为丰硕，在故事的整理出版[29]、故事的本体研究[30]、故事文化意义的探讨[31]、故事的搜集策略[32]等方面均有所建树。
近年来，对故事讲述人的研究成为了故事研究的“显学”，这既受语境转向的影响，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传承人的强调有关。从民间故事入手，探讨传承故事的民众生活与心理，成为故事研究的重中之重。2012年度，学者对讲述人的研究也蔚为大观，研究详细探讨了讲述行为与语境的关系、讲述人个性对讲述内容与表演风格的影响。刘锡诚的《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33]是一篇概述性的论文，文章对1980年代以来故事家研究的成就进行了梳理，并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与叙述风格、生活区域叙事传统与个人叙事风格、讲述个性与共性做了精到的分析，并表达了对21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故事家命运的忧思。林继富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与听众关系研究——基于孙家香讲述<春风夜雨>的分析》[34]则以故事家孙家香在不同语境下讲述故事《春风夜雨》的五个文本为例，分析了讲述者针对不同听众采取的不同讲述方式，并认为故事讲述中的讲述人与听众构成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多维互渗、互动的关系，是意义生成和传统生成与传播的关系。作者认为：讲述空间活动由讲述人和听众构成知识共同体。讲述逻辑、听众身份、听众行为、听众圈听众在讲述现场的行为影响讲述人的表达情绪和讲述质量，影响讲述人对传统的把握。讲述人和听众之间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随地在发生转化。作者在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模式，显然受到了近年来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为一些同行所应用的欧美学界的方法的影响。如同杨利慧曾经指出的，这种对传承人、传统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分析，多方面汲取了琳达•戴格、理查德•鲍曼以及安娜—丽娜•斯卡拉等学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所发展的学术思想，尤其是采纳了“一人多次讲述一个故事的传承考察”等分析模式。这是对鲍曼和斯卡拉同类分析模式的创造性继承和吸纳，为有关传承人的创造性及其与传统的关系的深入阐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5]李敬儒的《靳景祥的故事讲述个性研究》[36]则考察了耿村故事家靳景祥的个性与其讲述行为的关系，分析了社区环境、个人经历等因素对靳景祥讲述方式的影响。作者强调：对故事家讲述活动的考察，不能仅仅着眼于民间故事本身，而应将故事放置在讲述人的个人生活史与社区民间知识和历史底蕴的宏阔背景中来阐释。对故事讲述人的关注，说明学界不再简单地把讲述人(“民”)作为传达故事(“俗”)的媒介来看待，而更加注重讲述人(“民”)的精神世界，并致力于发掘讲述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叙事学是民间故事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学者们在经典叙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尝试。乌日古木勒的《<无手少女>故事研究》[37]结合了故事的内、外部研究，分析考察了《无手少女》故事的文体流变及其动力。通过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流传的故事文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作者发现：该故事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流传过程中，会吸纳该民族和地区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而故事的内容在发生变异的同时，往往与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粘合附会，从而导致故事的结构发生变化。李丽丹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中的一组“聊斋故事”——兼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比较研究》[38]则在民间叙事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采取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对比的研究方式，讨论了《耿村民间故事集》中收录“聊斋故事”的来源问题。作者认为，耿村口传的“聊斋故事”的情节与母题很少重复，且故事的情节与人物设置也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因此断定这些口传文本是在《聊斋志异》影响下产生的。这一研究以经典叙事学为支撑，对民间文学的生成进行了有一定见地的考辨。
对故事文化内涵的分析成果也颇为丰富，学者们综合历史人类学、心态史、社会史、跨文化研究等多种方法，对故事蕴含的民间观念与民众情感进行了深入探讨。海力波的《生死间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39]探讨了清代志怪小说和民间信仰中常见的“尸变”叙事，分析了这一类型故事的社会根源，认为清代社会中盛行的“停柩浮厝”的独特葬俗是“尸变”故事得以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探讨了故事的文化内涵，认为故事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灵肉、人鬼等概念的分类与理解;也揭示出清代社会“停柩浮厝”与“入土为安”两种相冲突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张力和社会压力，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在面对逝者时普遍存在的怀念、不舍与厌恶、恐惧两种本能情感间的人性冲突。文章较好地运用社会史与心态史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故事背后的民众信仰和情感。刘守华的《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求好运”故事解析》[40]则以综合性的方法，分析了“求好运”故事的形态与内涵。作者首先梳理了故事的分布情况与地域特色，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了故事常见的“问神求福”、“寻宝聘妻”、“幸运儿”三种类型，进而分析了故事的文化内涵，认为这个具有“史诗般的宏伟特征”的故事体现了民间积极进取，奋力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以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集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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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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