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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村落保护必然牵涉到居住空间的认同，若村落主体对居住空间不能形成某种认同，古村落保护注定无功而返。旧房子与新房子并存的现实逼迫着保护者或研究者要正视其背后的情感认同错位，以及错位产生的历史情境。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相携而行的。对古村落历史感的创造性重构若能尊重村落历史文化和村落主体，所谓旅游式开发不失为一种保护思路。
关键词：居住空间；认同；古村落保护；苍坡村；
居住空间认同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在当下历史情境中逐渐获得凸显，用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的话说，“传统文化极有可能在旅游、现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重压之下被吞噬掉”[1]。除去这些因素外，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也在加速编排着中国传统乡村的居住空间景观。这些源自传统乡村内部升级换代的心理诉求和城市化的外力推动，抑或二者暗送秋波之私下里联手，都不仅仅是对村落空间和民众居住空间进行简单的外科式手术整容乃至改头换面，还牵扯到村落空间认同和居住空间认同等重要问题域。村落空间是众多居住空间的合集。相对说来，村落空间认同是大认同，居住空间认同则是小认同;这两种认同存在交集。居住空间认同发生问题，必然牵涉到村落空间的重构。在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心理诉求过程中，中国乡村生活主体往往忽略了村落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历史感延传或重构等重要问题。居住空间主体若认同了这样的历史感，古村落保护才会落到实处。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古村落群，笔者曾对其中的苍坡村做过多次田野调查。本文试图以苍坡村为例对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新房子与旧房子的冲突
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的古村落苍坡村原名苍墩，南宋时为避光宗赵惇字讳而改名苍坡。该村落为李姓聚居村。苍坡村位于永嘉县岩头镇最北面，背靠笔架山，面朝楠溪江，东面毗邻仙清公路，交通便捷。苍坡村布局别具匠心，村落四周环境优美，是楠溪江中下游著名的古村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苍坡村是一座典型的“宋庄”，也是中国目前比较罕见的宋代耕读社会的遗址。村落四周用大块的鹅卵石砌成约一人多高的围墙即寨墙。[2]
我们最近几年连续跟踪调查发现，苍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村寨墙被拆除与新建楼房的醒目点缀，昔日的古村落已不再自成一体。村寨墙之所以能被蚕食般地拆掉，在笔者看来，该村李姓支书的说法较为合理。他说谁家门前或权力范围内的寨墙谁家有权利处置，村级政府无权阻止或干涉，因为这是村民自己家的事，他们想拆去寨墙腾出地方盖房;现在看来这是很可惜的事，也说明村民只看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的目光。[3]不过，这也说明村民的居住空间确实太狭小，之所以要利用这一点地方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村寨墙原本为集体所有，但随着村里人丁的繁衍，原来的居住空间难以满足村民的需要，所以总会有村民想方设法竭力突破寨墙的限制，试图建造新的楼房。中国农村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后就会有很多跟风者。按照曹锦清先生对河南农村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公家集体的东西分得很彻底。[4]对于产权不明晰的村寨墙，苍坡村的村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它分掉并拆除殆尽。现在即使想恢复原状也很难了，因为寨墙外面就是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古村落外面的世界。
苍坡村村民传统居住空间与村落整体尤其是寨墙的命运很相似。我们2012年7月份再去该村调查的时候，其整体布局大致是这样的：东门、大宗祠、仁济寺以及女织馆这些标志性建筑基本上保持原貌。女织馆后面有白墙，系砖体建筑的新建房。其后有厕所和猪圈，但猪圈已被闲置，厕所也不再经常使用。这些都是当代农村生活被机械化改造升级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古村落要保护，即使被闲置而不再承担已有功能的建筑也不能随意拆除，但弥漫着不可名状的荒凉。岩头镇苍峰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在村委会，其旁边是蓄满历史故事的东池，东池边有公共厕所，厕所北有一废弃的新房，现今仅用来放置杂物。村落东南角的望兄亭也显得寂寞衰败，已经没有人在这里守望邻近村落的灯火。
旧房子基本上是石砌墙根，或者是石头墙夹杂青砖的老房，有的墙上还遗留下用毛笔书写的“战无不胜”等字样——显然是上世纪文革时期所留下的印迹。苍坡村四合院居多，在老屋旧址上新建房屋的墙上大都嵌有刻上“泰山在此”四个字的石板，风格相似;也有看似随意刻在墙根处的，据村民说系房子建成后小孩子刻上去的，是故字迹不是很工整，但也说明传统就是这样被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在水月堂的西北方向有三层新楼房，其北是新盖简易房，其东也有一排新建房，已被拆除，显然不是房屋主人自愿所为。新盖简易房后有一排三层钢筋水泥楼房，共九间，主体呈白色，已入住七户人家。靠近村落东面新铺筑水泥路有两幢三层红墙在建楼房，后面那幢已有八户人家住进去了。那里人多，热闹;两幢楼之间距离太近，采光性差。我们调查时适逢夏天，乘凉的村民很多。因为寨墙拆除了，这两幢楼房之间狭小的地带恰好朝向村外的水泥路，通风效果好，村民在此拉家常或嬉戏就很凉快。
村落新建楼房每户村民的住房有一间房子的宽度，一般三层，共六个房间。据一位回娘家省亲的年轻母亲说，邻村的姑娘还是愿意嫁到这个古村落来的，用她的话说，“这个村有名气，生活很方便”。这些新盖楼房上边都接有半层楼房，系三角形的阁楼。村民说上面——比村政府地位高的单位，如镇级或县级以上的单位——不允许盖超出三层的新式建筑;这种阁楼是村民发挥民间智慧，迫使政府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村民在充分利用当地政策的空隙，为了拓展改善居住空间，而打政策的擦边球——民间智慧就是这样被逼迫出来的。这样的拓展肯定不是政府所鼓励所允许的，但是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村落是熟人社会，就像苍坡村支书所说的那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别把事情给做绝了”。村民在此对待古村落和传统居住空间的情感显然是暧昧的，与上面即政府的保护意愿存在着某种错位，甚至与之发生了冲突，以致每年都有村民越级上访。我们在苍坡村调查时，就有村民告诉我们，村民李某为了拓展居住空间，多次在宅基地旧址上盖新楼房，也多次被上面派人强行拆掉，李某为此多次上访告状。我们这次调查的时候，他又在盖新房——不知道这是他第几次在原址上重盖了。
苍坡古村落的热闹氛围是不同家庭共同营造的结果。相对说来，旧的民居比较封闭，一则是居住里面的人大都是老弱病残，二则是旧宅子大都有院落，居住空间相对昏暗闭塞。在笔者看来，传统居住空间昔日充满活力的生活场域很难重现了。而新建楼房虽然前后幢间距很小，但生活感浓郁。如村落东边新建楼房每间宽3.2米，长14.5米，两幢楼之间距离仅2米;其一层楼外间是客厅，中间是厕所和楼梯，采光性很差;里间是厨房，灶台上方贴着灶王爷的画像，建有地锅和存放干树枝和木材下脚料的空间，干树枝等专供烧地锅做饭用;厨房内也有煤气灶和抽油烟机等现代化设施，是传统与现代的奇妙联姻。我们调查时恰好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母亲，正抱着孩子坐在门口;不远处还有好几个小孩子在玩耍。这幢楼房的后面还有一幢七间的三层新楼，每间是三层白色墙体的楼房。最北面一幢系三层白楼，与前一幢相距还不到一米。白楼西边是文明东街2号，第29号住户有一废弃的院子，最后面一幢是较窄的平房，仅有2.5米宽。
在古村落东部是李氏两兄弟新盖的二层楼房，对过也是新楼房，但外表是仿古的;仿古可能是一种改造传统居住空间的策略。靠近古村落寨墙的水月堂旁边有两处系对老房子进行局部手术的半新房，而邻近村东边水泥路建的却是新房。古村落寨墙于2008年前后被拆掉。苍坡村的村落空间原本自成一体，寨墙是村落空间与外面世界的文化分界线。原本象征着封闭的寨墙被拆除后，是否就意味着古村落的对外开放?我们若进一步追问，古村落将对谁开放?谁促使或更愿意古村落开放?答案如果是游客的话，没有寨墙的古村落还能继续吸引游客的凝视吗?这里的“谁”是政府如旅游局之类的，抑或是村落的主体即村民?从古村落旧房与新房并存的现状看，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答案都不能真正化解古村落生存之痛的难题。诚然，建在古村落外围公路内侧的三层楼，毋庸置疑破坏了古村落的景观线。而古村落内部的新建筑和残败的旧房子也在解构着游客的审美凝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与古村落民居保护较为完好的相比，新建楼房的内外空间更显得热闹，而老房子却显得落寞冷清。不过，前者的热闹已不似过去传统家族或宗族的同质热闹，而是不同家族所营造的异质热闹。这种热闹是村落开放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时代的变迁。
新房子与旧房子在苍坡村并存共生，前者在时时刻刻挤压着后者的存续空间;这种境况并非为苍坡村所独有，中国其他地方的古村落也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压力。苍坡古村落新旧房屋并存的局面实则隐含着这样的认同：一是村民对现代化生活设施和居住形式的认同，二是村民对传统居住空间所饱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第二个认同背后是村民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在古村落日益凋敝的当下，这样的自豪感显得弥足珍贵。平心而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村民们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而他们对古村落居住空间的认同也是真诚的，有不少村民就曾对笔者表达过这样的感慨：“房子毕竟是祖先留下来的，是吧?当然珍贵”。
调查后我们发现以上两种认同却未能和谐兼容，而是相互对立的二选一。换言之，若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村民就要抛弃祖先留下来的旧房子;若认同祖先的荣耀或居住空间所积淀的历史感，村民就需忍痛割爱，放弃传统居住空间的现代化。究其原因，第一，是村民的这两种认同可以调谐共处的思想意识很弱。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顶层所设计的城乡二元格局，在农民心底烙下如此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市生活优越于农村——实际情况也大都如此，农民把城市生活视为现代化生活的样板。在城乡这两个选择项上，你只能做二选一，二者之间很难实现真正的流动或互动;中国当代文学也有对这方面的深刻反映，如路遥的《人生》、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小说。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我们就能理解甚至同情，当代中国农民为何对都市生活如此一往情深了。进而言之，这样的二难选择其实是身份地位的选择，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宿命——谁让你出生在农村家庭呢。所以，苍坡村的村民把老房子——学者一般称之为古建筑——视为通向现代化生活的沉重负担或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上面即政府要保护。笔者调查时，很多村民得知我们是来做调查研究的，一脸的暧昧;当确证我们的调查是为古村落保护献计献策时，暧昧中所夹杂的一点尊重和好奇瞬间消失，剩下满脸的不屑和不以为然：“古村落还要保护干啥，还不如开发好呢!”有一位20岁左右的村民还说，“你们说这里好，什么要保护啊，我们换换，你们来这，我们到城里，行不行?”
第二，是政府管理层面没有做过深入调查，不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更谈不上对村民心理诉求的理解和尊重，仅从政府美好的意愿或政绩观出发，想当然地去保护古村落，以至把村民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的渴求与当下古村落保护对立起来，无法真正理解村民们潜在的消极对抗心理。实际上，当地政府目前并没有这样雄厚的财力去保护;退一步说，即使有丰盈的财力，政府出面主导的保护大都搞一些面子工程，未能切实改善村民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面子工程丝毫不能满足村民对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心理冲动。所以村民大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想方设法寻找盖新房的机会，根本不考虑旧房子的死活，任其自生自灭。我们2012年7月再次去调查时，恰逢县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改造苍坡村大门前的空地;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青砖和石头铺就的历史记忆又被翻了起来，坐在苍坡大门口乘凉的村民，依然拉着家常，偶尔投去好奇的眼光，俨然是古村落保护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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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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